9月2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健康管理缓解产床“紧缺”
纾解产科建档难的焦虑，不仅要在医疗资源配置层面想办法，还应该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将全方位的孕产健康管理融入服务中
受“全面二孩”政策等影响，一些地方迎来生育小高潮，大医院产科建档难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近日，几张照片在网上热传，北京某医院产科大厅内，家属连续三天三夜摆小板凳、支行军床排队建档。据报道，有人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给孕妇建档挂号，预产期是明年4月，黄牛要价15000元，其他同类大医院也要六七千元。正常情况下，只要床位不紧张，挂上号就能建上档，挂号费就5元、7元或14元。产科建档的这种溢价幅度，哪怕来自黄牛党，也令人咋舌。
尽管优质医疗资源紧缺是个老大难问题，但产科建档难并非仅仅由于医疗供需结构性失衡，而是出现了叠加效应。据北京市卫生部门预计，2016年北京出生人口将达30万左右，比常年多约6万人，其中30%左右为“二孩”。对增加的这部分需求，卫生部门有所预估，并相应增加了医疗资源供给。北京市卫计委年初的数据显示，北京已审批产科床位近5000张。“如果北京地区所有产床全部利用起来，按照目前产妇住院4至6天的平均水平，全年可保障30万新生儿的分娩需求。”
真正的问题，是医疗资源利用的倒挂。以北京市2015年的床位使用情况为例，三级公立医院床位使用率为108％，持续超负荷运转。二级公立医院产床多有空置，营利性医院产床使用率不足50％，基层医院产床利用率仅约14％。看病都想上大医院、找知名专家，这种心态和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这种畸形的倒挂现象。而“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矛盾。生育二孩的人群，多是年龄超过35岁的高龄产妇，怀孕时出现妊娠糖尿病、早产、宫内死亡、生育缺陷等风险的几率较高，医护以及生产的复杂性也相应提高，放大了对高水平孕产服务的需求。有口皆碑的大医院都被盯上了，不少孕妇家属想尽办法“死磕”，这是黄牛敢于喊出天价的内在原因。
产科一床难求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甲医院，天价建档费并非“二孩”政策的必然结果，而是“老兵碰上了新问题”。对这种具有新特点的结构性问题，要有长远的政策安排，也要有过渡性的措施，以防远水解不了近渴。缓解建档难，首先得想办法把紧缺资源配置给合适的人。当前很多地方开始依据病情、风险程度，对孕产妇进行分级管理，是一个好办法，但必备的“硬杠杠”不能少，人才支撑、医保引导、药品衔接等政策必须到位。否则，基层治不了的孕产妇大医院不收，从大医院出院的产妇又得不到随访服务，那就与初衷背道而驰了。
纾解产科建档难的焦虑，不仅要在医疗资源配置的层面想办法，还应该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将全方位的孕产健康管理融入服务中。孕产妇其实是健康人，服务停留在治疗、检查层面远远不够。最适合她们的服务，其实是全流程健康管理。试点分级诊疗制度，不妨从产科开始，并改革分级之后的管理服务，比如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他们可以根据孕妇情况推荐合适的产科医生，与医院携手管理好孕产前中后全过程，包括调整生活方式、饮食、运动等。只有以健康管理为中心，协调配置医院、人才、价格等政策资源，才能修复建档难产生的土壤，以优良的健康服务体系全方位、全周期保障好人民身心健康。
9月5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宽严相济体现司法进步
认罪认罚“从宽”，应限定在刑法规定的量刑范围内。试点开展这项制度，也应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而不能降低定罪证明标准
为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9月3日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授权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试点期限为两年。这项制度将对我国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和一般理解上的“坦白从宽”略有区别。它是指，如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从宽处理成立的前提，不仅要求如实供认犯罪事实，还包括对惩罚措施的接受，而且需要和受害人谅解制度结合起来使用。换句话说，认罪认罚“从宽”并非没有边界，而是限定在刑法规定的量刑范围内。试点开展这项制度，应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而不能降低定罪证明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落实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应当迈出的一步，对于缓解“案多人少”矛盾、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效果不言而喻。而从司法实践来看，它对促进司法公正也有直接作用。尽管我国不少法律条款都有自首、坦白等规定，但缺乏一个内涵严谨、外延清晰的总体规定，也没有设置明确的审查机制，以致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的认识不统一，对案件采取的从宽处罚措施和幅度也不统一，司法效果难免因人而异。而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有助于在实践中统一司法裁判标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宽严相济的关键，在于把握好从宽与从严的平衡。从司法效果看，实体上从宽，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等制度设计，更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权利；而程序上从简，则是出于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考虑。然而，这不意味着，被告人、嫌疑人认罪认罚，可以降低法院、检察院在审查案件事实、防范冤假错案、正确适用法律方面的责任。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这一制度有效运转不可或缺的前提。正因此，严格的监督程序、明确的追责制度也是试点方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前，社会公众对这一制度仍有许多疑虑，比如会不会变成“花钱买刑”，怎么避免出现“被迫认罪”等情况，防止出现“权权、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问题，这些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让从宽处理的司法导向由笼统含混走向具体清晰，正是这一试点的最大挑战，也是其价值所在。
认罪认罚从宽，是一种致力于多赢的制度设计，可以在不降低办案质量的同时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在彰显司法理性的同时更好保障司法人权，有利于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形成这种意识，即“认罪认罚从宽”并非嫌疑人、被告人的义务，而是他们理当拥有的一项权利，无论行使或放弃，都应获得制度的支持。全面把握这一制度的内涵，加深对我国刑事司法实际的理解，才能以务实的改革不断丰富发展司法理念，促进司法文明进步，进而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
9月7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同在蓝天下，共享教育公平
如果说在招录上向农村孩子倾斜，体现了结果公平，那么如何在起点公平上发力，对农村孩子同样重要
9月开学季，又一批新生走入大学校园。据报道，今年有近千名寒门学子圆梦北大、清华，创近年来新高。过去几年，各高校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和引导教育公平，各高校寒门学子在新生中所占比例有了大幅提升。
考中北大清华的农村学生，日益增多，与北大推出“筑梦计划”、清华推出“自强计划”有关。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农村学生考中名校的机会随之大增。正如一名受益的农村学生所言，“尽管我还算不上特别优秀，但国家的政策还是给了我一次机会，让北大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当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健步迈入高校，他们的人生便有了无限可能。这是对“寒门难出贵子”的有力反驳。
“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曾激励着无数贫寒子弟发奋苦读。而近年来，寒门难出贵子却似乎成为舆论忧虑的社会现象，其一大依据是，考中名校的农村学生占比不断下降。有学者统计发现，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人民日报曾就弱势群体生存状况做调查，有人如是感慨。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他们早早体会到生活艰辛，有强烈改变命运的朴素愿望。但是，由于农村教育较为落后——在一些农村，甚至出现了教育“空心化”和学校“悬浮化”的窘况，农村孩子要考上理想的学校，往往要付出比城市孩子更多的努力。
“我是希望你能有一个精彩的人生，主要任务就是出国，镀金，明白吗？”在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小别离》中，城里家境宽裕的孩子，所考虑的是出国留学，而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最迫切的或是能不能考上理想大学。不同的阶层都对孩子未来寄予良苦用心，而所处境遇不同，则决定着不同的人生方向。
招录政策向农村孩子倾斜，重点高校适当提高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是矫正也是弥补。毋庸讳言，多数农村学生面临3个不够公平：一是起点，比如有调查称，农村孩子有条件接受学前教育的不足40%；二是过程，无法像城市孩子那样，有机会参加各种兴趣班，以及享受到发达、充足的信息优势；三是结果，一些重点高校集中于大城市，对当地生源招收比例较大。在这个意义上，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被重点高校录取，恰可体现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被誉为“促进社会公平的最伟大工具”。如果说在招录上向农村孩子倾斜，体现了结果公平，那么如何在起点公平上发力，对农村孩子同样重要。同在蓝天下，城乡孩子都有权利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这就需要促进教育均衡化，补齐农村教育发展短板，继续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
“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百年以前，梁启超这样勉励考上清华的莘莘学子。诚然，无论考上北大、清华还是其他高校，只是人生的新起点，而能不能担大任、作砥柱，取决于能否崇德修学。每名学子都是追梦者，也是筑梦者，各自成就出彩人生，这正是教育公平的魅力所在。
9月7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刷卡降费让银行转型更有动力
推出降低银行卡刷卡总体费率的新政，可以看到改变银行传统经营模式，推动银行业走向新蓝海的决心
9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的通知》正式实施。根据新规，发卡机构收取的发卡行服务费将对借记卡、贷记卡差别计费。借记卡费率降低为不超过交易金额的0.35%，单笔收费13元封顶；贷记卡费率不超过0.45%，不再实行单笔收费封顶。此外，网络服务费率水平将调低，收单环节服务费将实行市场调节价。
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单笔看数额都不大，但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庞大市场。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5年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为54.42亿张，较上年末增长10.25%，全年银行卡卡均消费金额为10106元，剔除房地产、大宗批发等交易类型，银行卡消费金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已达到47.96％，全国信用卡授信总额也达到了7.08万亿元。面对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改革银行卡价格体系，去其弊，兴其利，使之更加适应多元化的支付场景，推动发卡市场和收单市场良性竞争，防止生成系统性金融风险，自是应有之义。
此前运行的银行卡价格体系，按照餐娱类、一般类、民生类和公益类分类设定价格标准，对不同商户收取不同的服务费，既导致一些商户成本负担较重，也产生了以高费率商户交易套用低费率商户交易等问题。新规取消了商户行业分类定价，降低了发卡行服务费、网络服务费费率，不仅给日常消费类商户“松了绑”，减轻了其经营负担，起到了扩大消费的作用，而且能够有效防止“套码”“套利”等乱象。
如果说总体费率的“降”体现了改善商业环境的政策导向的话，卡种借贷分离、贷记卡单笔收费上不封顶和收单环节服务费将实行市场调节价，则更多体现了改善银行经营环境的考量。贷记卡是透支交易，属于高风险资金运作，今年一季度，贷记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458.09亿元，环比增长了20.46%。高风险则需要高成本管理，是市场法则；银行为争取贷记卡业务实施灵活优惠政策，是市场化运作；收单市场价格放开，是推动银行加入平台经济参与竞争。良性竞争越充分，平台经济越发达，因贷记卡手续费用浮动而可能出现的商户拒绝贷记卡支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概率也就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卡刷卡手续费新政推出的时机，是在银行盈利能力普遍出现下滑之时。根据18家A股上市银行2016年上半年业绩中报，尽管总收入、净利润仍保持稳定增长，但增速已有所下降。这是负利率时代和同业竞争加剧的结果。在银行盈利能力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推出降低银行卡刷卡总体费率的新政，从中可以看到改变银行传统经营模式，推动银行业走向新蓝海的决心。而刚刚闭幕的G20杭州峰会，正好描绘了新蓝海的所在：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这两个概念，在G20峰会和B20峰会得到了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而我国也在去年和今年分别出台了相应方案。配合政府行动方案，大力发展基于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支持的数字化的普惠金融服务和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绿色金融服务，银行业何愁找不到新的天地。就此而言，降低刷卡交易成本，在改善银商环境的同时，也为今后银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9月9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残疾预防，以健康成就小康
把残疾预防和康复保障连成一条线，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减轻残疾、消除残疾，更好地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以全面健康成就全民小康
“到2020年，残疾预防工作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与能力显著增强，可比口径残疾发生率在同等收入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16—2020年）》，这是我国首个在残疾预防领域的国家级政策文件，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残疾人的关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关爱，不仅体现在救助上，同时也体现在预防上。调查显示，后天性因素是目前中国人的主要致残因素。残疾风险伴随每个人，残疾预防与个人健康、家庭幸福、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息息相关。我国有8500多万残疾人，数量多，负担重，采取适当措施可以有效预防多数残疾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残疾预防是一件事半功倍的工作，既十分必要，又极为紧迫。
当前，中国开始进入残疾人规模增大、结构变动、风险提高的关键时期。人口快速老龄化、意外伤害、慢性疾病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让残疾预防和保障变得更复杂。有数据预估，到2030年，每年将新增残疾人200万—250万人。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给个人、家庭、社会的压力，也附加着不小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有学者直言，“如果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避免残疾的发生，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康复和保障是对残疾人“一点都不能少”的关怀，而预防并减轻残疾是“一直在路上”的努力。
大部分残疾是可防可控的，现代医学科技也为预防残疾提供了技术支持。一份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残疾预防与康复专家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利用现有技术可以使至少50%的残疾得以控制或者使其延迟发生。近些年，预防并控制残疾发生也取得不小成绩，研究数据表明，1987年至2006年间，我国至少遏制了1500万人出现残疾。正如专家所言，“残疾预防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社会战略”。
技术预防与观念预防应是并行不悖的双轨。在观念上，不少人以为“残疾预防只是残联的事情”，而实际上关联医疗、教育、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等多领域。《行动计划》要求，孕前健康检查率80％以上，产前筛查率60％以上，已管理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规范管理率60％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起数、伤亡人数均下降10％以上，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80％以上……这些指标性规定，就是要从出生缺陷、发育障碍、慢性病、生产事故、精神疾病管理等方面控制致残风险。
所谓“治未病”“防未病”，不仅要将预防工作在各领域内前移，也要让更多人树立预防残疾的意识，从检查身体、健康生活开始。事实上，如果把生命的时间轴分解成不同阶段，残疾风险既不会因年轻活力而远离，也不会因年老体弱而溜走。婴幼儿时的先天性残疾、学龄阶段的传染病致残、工作过程中的创伤性致残、老龄时期的退化性疾病致残等，都容不得任何侥幸，我们应该树立起“终生预防残疾”的理念。
北京时间9月8日，里约残奥会的大幕在马拉卡纳体育场拉开，中国308名运动员将在竞技场上激荡生命的力量。如果把残疾人事业比作同生命一起奔跑的赛事，保障残疾人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是赛程部分，避免因各种原因致残、致障则属于前端关口。把残疾预防和康复保障连成一条线，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减轻残疾、消除残疾，更好地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以全面健康成就全民小康。
9月12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打造健康中国，医改须啃硬骨头
打造健康中国，医改是一场“重头戏”。眼下，大幕已经开启，好戏还在后头。面对这道世界性难题，信心比黄金更可贵
医改进入深水区，处处激流险滩，充满挑战，“摸着石头过河”越来越难。有人甚至质疑，医改能成功吗？
这种论调显然过于悲观。医改如登山，跨过道路崎岖的关键区段，才有可能走到风光旖旎的山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在由打好基础转向提升质量、由单项突破转向综合推进。实践证明，坚持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个世界性难题，方向正确、路径清晰、措施得力。当前，医改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期，必须围绕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力争在基础性、关联性、标志性改革上有新突破。
“全国人民上协和”，这是我国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的真实写照。眼下，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刚性需求快速释放，2015年全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超过77亿，相当于人均看病超过5次。同时，我国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基层、边远地区相对匮乏，约有一半以上的患者去了城市三级医院，造成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一些基层医疗机构业务萎缩，既影响优质医疗资源发挥最佳效益，也影响服务体系整体效率，推高了医疗费用，加重了患者负担。
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是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突破口。世界上任何医疗卫生制度，如果没有分级诊疗的支撑，都会不堪重负，甚至无法运转。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是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需求的治本之策，也是一条重要国际经验。这项制度是对现有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就医理念、就医秩序的深刻调整，是一项基础性、长远性、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核心是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患者和医生签了约，患病后就有了“靠山”，第一时间求助自己的“健康管家”，而不是“有病乱投医”，盲目扑奔大医院。随着“健康守门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大医院告别“战时状态”，合理的就医秩序形成，“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有了制度安排，看病难、看病贵就有望妥善解决。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广大医务人员是医改的主力军。只有从提升薪酬待遇、发展空间、执业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医务人员“有里有面”，医改才能成功。医务人员是生命的“守护神”，其培养周期长、执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责任担当重，应该得到合理的薪酬。如果一味要求医务人员付出，而缺乏对他们的关怀，必然使其士气受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尊重医生，就是要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成果和辛苦付出，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医务人员有尊严，生命才有尊严。近年来，暴力伤医事件时有发生，给医务人员的身心造成很大伤害。因此，必须严厉打击涉医犯罪行为，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保护医务人员安全，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
打造健康中国，医改是一场“重头戏”。眼下，大幕已经开启，好戏还在后头。面对这道世界性难题，信心比黄金更可贵。医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惟有拿出敢啃硬骨头的勇气，不畏艰险，触碰难点，医改才能乘风破浪驶向彼岸，人民群众才会有更多获得感。
9月13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精神突破身体障碍
身体的障碍可以通过各种硬件设施得以克服；而心灵的障碍，则需要残疾人和健全人共同努力才能消弭
“乒乓球给我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自信。”走下里约残奥会的领奖台，中国运动员冯攀峰这样说。
“我们的运动员都很爱笑。参与体育，对他们最根本的影响体现在心态上。”中国残奥游泳队教练张鸿鹄说。
生活中，残疾人是有着特殊困难的弱势群体。残奥赛场上，运动员则展示了他们不畏命运磨难的强者风范。如果说，奥运会上顶尖选手的表现是去触碰人类运动的极限，那么，残奥会更像是一次人类精神的冲顶。两个赛场都给观众带来强烈的震撼，后者的价值更在于：即便行动受限的身体也可以去证明自我存在的意义。而这样的鼓舞，其实适用于所有人。
里约奥林匹克公园设有一处残疾人体育体验区。参与者需要坐在轮椅上投篮、坐在地上打排球，或者戴上眼罩，用一根牵引环和同伴的手腕相连，在黑暗中奔跑。体会了残疾人参与体育所经历的特殊困难，再将眼光投向残奥赛场，更会为残疾人运动员突破身体障碍的生命力量所打动。
残疾人怎样看待生活与世界，健全人又怎样看待残疾人？残奥赛场上，这样的双向问答一刻不停地在进行。每一个站上残奥舞台的运动员都是胜利者，他们最大的对手始终是自己，突破自我并不一定意味着我比你强，而是，我也能行。
某种意义上，体育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视角，让残疾人与健全人可以坦然相对。而参与体育运动也不止于促进身体和心灵的康复，更像是残疾人对生活的一种回答。这种回答，需要健全人的理解与共鸣，以及建立在平等视角上的帮助。
的确，心灵的平视决定着健全人与残疾人之间到底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彼此交流。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轮椅击剑运动员金晶曾说，人们对残疾人的印象，不是“太高”，就是“太低”——残疾人运动员就像是“超人”，他们的故事令人惊叹；但残疾人作为一个群体，由于身体上的障碍，又难免让人们在生活中投来五味杂陈的眼光。“其实，残疾人最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平等对待。”
心灵的平视，并不意味着健全人可以无视残疾人的特殊困难。相反，建立在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帮助，是促进残疾人与健全人彼此融合的社会基础。
有这样的感慨：在一座城市的街头遇到残疾人的几率，某种程度上标注着城市的文明程度。能否为残疾人提供足够顺畅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无障碍设施，体现着一座城市的爱心与包容。这就像“木桶理论”——残疾人并不因为身体的残缺成为人群中的短板；相反，对残疾人的了解、尊重、关爱，这块“木板”的高度，决定着一座城市向所有人都张开温暖怀抱的深度。
从这个角度看，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身体的障碍可以通过各种硬件设施得以克服。而心灵的障碍，则需要残疾人和健全人共同努力才能消弭。因为，这种障碍可能来自残疾人对自身能力缺乏信心，也可能来自健全人对他们的认识局限于表面。
残奥会就是让更多人深入了解残疾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契机。盲人跑者的全速冲刺、独臂泳将的奋力击水、轮椅球员的左右挥拍……残疾人运动员用自己的努力向人们证明，即便身体有着障碍，也不意味着生活没有光彩，更不意味着对社会无所作为。
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约占总人口比例的6.21%，尽可能地提供条件，鼓励他们参与体育运动，是克服残疾人与健全人之间“心灵障碍”的一种有效途径。而从无障碍的赛场到无障碍的城市，心灵的平视，更是开启残健融合之路的一把珍贵钥匙。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13日 05 版）
9月14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中国高铁，靠创新领跑时代
这趟时代列车送给我们的，不仅是时空观念的巨变、经济版图的重构，更有一笔隐形财富，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与道路自信
耗时半个世纪，日本新干线铺设了2325公里；历经二十载，德国城际高铁贯通了1560公里；金秋9月，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2万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高铁里程之和，历时14年。
高铁更长了，中国更小了。从上世纪末的六次大提速，到本世纪初的“四纵四横”路网规划亮相，再到今年的版图再扩容……中国高铁跨越塞北风区，蜿蜒岭南山川，驰骋东北雪海，穿梭江南水乡，路网越织越大，车次越开越密，“和谐号”正让中国越变越小，让“说走就走的旅行”越来越多。
高铁更成熟了，旅客更踏实了。从2007年首列国产化时速300公里动车组下线，到2010年京沪高铁创下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纪录，再到今夏中国标准动车组以420公里时速实现交会……高铁走出影视作品，走下教科书，从陌生概念变为大众出行优选，累计安全运送旅客突破50亿人次。中国已不仅是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的国家，也是高铁安全运输规模最大的国家。
一座座新城因高铁拔地而起，一家家企业因高铁实现弯道超车，一条条旅游线路因高铁由冷转热……就连那些曾经怀疑、嘲讽中国高铁战略的海外媒体，如今也不得不承认，“高铁成为中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最新象征。”“当你坐上‘面向未来’的高铁，就感觉到中国完全有理由为它而骄傲。”
中国人当然有理由自豪。这趟时代列车送给我们的，不仅是时空观念的巨变、经济版图的重构，更有一笔隐形财富，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与道路自信。
我们从高铁模式中汲取自主创新的中国智慧。发展中国家如何冲破国外技术封锁，以更短时间后来居上？从零起步是一种选择，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抢抓战略机遇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既有爬得更快的优势，也有摔得更狠的风险，高铁将何去何从？大国重器的创新需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打破门第之争、放弃个体利益，作为唯一买家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国外最先进的技术平台，制造与研发团队握指成拳，开放互通，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形成后发优势，真正实现了市场资源、科研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当中国高铁屡屡填补世界空白、刷新世界纪录之时，曾借力巨人的我们，已成为新的时代巨人，这条符合中国国情、充满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又何尝不是值得分享的宝贵财富？
我们从高铁品质中重拾“中国制造”的工匠精神。号称世界工厂，可老百姓却跑到海外背马桶盖、电饭锅，这是“中国制造”以最短时间让大众告别短缺时代，却难以适应消费升级的尴尬与苦闷。高铁的成功恰恰为“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提供了宝贵经验。从“寸到寸不过问”的“差不离”文化，到精确至0.01毫米的检验标准；从“能用就行”的随意，到为了最佳车型方案设计20个列车头型、进行上百次仿真计算、760个气动力学试验的倔强……中国高铁的诞生、完善，犹如一场老工业通往精益制造的涅槃之旅，拼的就是大国工匠精益求精的耐性和工程师们“掘地三尺”的韧性。而这样的转型升级，何尝不是中国制造正在谋求的重大突围？
我们从高铁出海中展示国际合作的大国胸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最好的中国高铁要与世界分享。土耳其第一条高铁、印尼第一条高铁、俄罗斯第一条高铁……都有中国企业的身影；强大的设计团队、过硬的技术标准、最有性价比的高铁产品……中国高铁正成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领头羊，主演国际产能合作的重头戏，彰显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担当。
还记得38年前的秋天，邓小平在乘坐时速210公里的日本新干线时曾发出感慨，“我们现在很需要跑”。这个秋天，中国高铁一路高歌，唱响了从跟跑到领跑的时代最强音。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14日 05 版）
9月19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别错过13亿人的“兴趣市场”
与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及时匹配，企业才有可能收获消费者的信任，留住他们的心
上社交平台定制专属月饼，网购无网豆浆机、全自动烘焙机等小家电；约三五好友去体育馆锻炼，走进博物馆体验VR头盔、虚拟试衣镜等新科技产品……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各地民众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彩。送礼去奢华、重品质，过节形式有创意、重心意，节日消费市场所出现的种种新变化，充分反映了消费“口味”的变迁。
消费者兴趣，常被视为观察市场发展趋势的重要风向标。近日发布的国内首份《中国兴趣报告》显示，62％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兴趣广泛，运动、音乐、阅读是最受欢迎的“全民兴趣”。国人的生活内涵，已不只是围绕简单的柴米油盐，色彩斑斓的生活兴趣图谱，正助推多元、立体的消费市场格局形成。
有机构做过统计，里约奥运期间，全社会对运动的关注骤然提升。“洪荒少女”等的魅力感召，让有些地方的游泳课报名人数足足翻了一倍。环顾周围，自发性的运动、健身几乎随处可见。中秋假期里举行的北京马拉松，在不少人的朋友圈里都刷了屏。当运动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服务需求、形成的各种集聚效应，势必带动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不仅仅是运动。有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很多新兴消费和新的商业模式正加速涌现。从出门用打车软件叫车、吃饭用APP订餐，到网上团购电影票、手机预约教育培训课程，商业创新服务于个人兴趣的理念正在不断加深。而随着互联网与消费的深度融合，企业对于顾客的消费行为偏好与趋势，也有了更为精准的分析与判断。依靠阿里巴巴数亿用户留下的生产和消费大数据，蚂蚁金服一年间服务了260多万家的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每笔放贷的成本只有几元钱。类似的“供需友好互动”，重塑着越来越多行业的现代化生产思维与逻辑。
优质的资源供给，向来不缺乏买单者；善于捕捉潜在消费兴趣的商家，往往能创造意想不到的市场需求。有这样一个案例：四川攀枝花的芒果行销海内外，近年来当地果农瞅准了顾客希望全程追踪水果品质，开始试水认领芒果树，顾客获得了全新的消费体验，果农也借此多挣了好几倍。从“卖果”到“卖树”，极具创意的芒果营销说明，实现供需双赢并不矛盾，根本在于不断改善供给质量和服务，让消费者切实感受到产品“物有所值”。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关注消费者的兴趣，其实就是在给调整和优化供给结构找方向。从数据上看，2015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足见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作用。与此同时，因为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大量“需求外溢”以及消费能力外流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从珠宝首饰、名包名表、名牌服饰等奢侈品，到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消费者眼中的兴趣点，恰恰是一些“中国制造”的短板与弱项。就此而言，继续针对13亿多人的“兴趣市场”做探索式挖掘，显然还有不少值得深耕的空间。
粗放式轻松赚钱的日子一去不返，并不代表企业好日子的终结；相反，这“意味着优秀企业的好日子正在到来，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有品质生活的开始”。只有当供给产品、质量与服务三者同时推进，与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及时匹配，企业才有可能收获消费者的信任，留住他们的心。而这，或许也正是激活社会经济活力的关键所在。
9月21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让网络安全成为基本供给
在现代社会谈网络安全，不仅仅是网络安全意识方面的“人人有责”，更重要的是区分不同主体、实现治理升级
“请扩散！警惕最新网络骗局！”在各种微信群里，防范互联网诈骗是最能引起转发的话题之一。在互联网已成社会运行介质的今天，正在进行的201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格外引人关注。“坚持网络安全和网络发展同步推进，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民”，中央领导的宣示，对应的正是人民的期待：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完善，为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发展带来更完备的保护，让网络安全成为移动互联时代的基本供给。
此次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也正提示了网络安全的全民化趋势。从不久前新生开学季，数起因电信诈骗引发全社会关注的悲剧，到各种网络谣言纷起，搅乱多地房地产市场的闹剧，屡屡发生的社会公共事件，折射出网络安全防护的急迫需求。而应对网络安全漏洞，群众也想出了各种“土办法”，比如“网购不要留真名”，或者“地址就填楼号，让门口大爷喊一下”。作为现代化治理重要内容的网络安全，需要做的显然远不止于此。
在现代社会谈网络安全，不仅仅是网络安全意识方面的“人人有责”，更重要的是区分不同主体、实现治理升级。网络安全的核心是什么？是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公民信息和用户数据之所以出现安全隐患，往往是源头上出了问题。因此，运营商和握有大量用户数据的互联网企业，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承担更多责任。同时，网络安全也不能只靠群众的“警惕”和“严防”，更要对不法分子的攻击进行精准识别和精确打击。多起案件的侦破表明，很多犯罪分子也在“学习”高科技，通过花样翻新的犯罪手段实施不法行为。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电信行业、互联网企业等主体携起手来，在各司其职的前提下沟通协作，真正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有人说，智能手机的发明，让很多人的相机闲置了起来；移动支付的盛行，让很多人的钱包也闲置了起来。的确，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给了人们极大便利，同时也让传统的监管方式更加吃力。动动键盘就能骗钱，追捕依然要千里奔波；戳戳屏幕就可能受骗，追回损失却困难重重。某种意义上，网络犯罪是“现代”的，而维护安全的方式却还是传统的。如何通过法律框架的调整，解决好技术领先与法规滞后的矛盾，为瞬息万变、持续扩张的网络世界提供规则和保护，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挑战。比如在司法管辖、证据规则、责任分配等方面，都需要创新制度设计，以动态治理、综合施治维护网络安全。
更要看到，网络安全不仅事关群众生活，而且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并指出“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对付电信诈骗，如何实现源头治理？应对个人信息滥用和倒卖，如何加大监管力度？打击网络谣言、铲除谣言滋生的温床，怎样完善信息发布和公共决策机制？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透过网络安全的议题，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升级。
年轻人将网络“二次元”和现实“三次元”之间的阻隔，称为“次元壁”。当互联网的发展日益突破“次元壁”，把网上网下紧密编织在一起，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考题。在网络安全的议题之下，社会各方以高度协同实现治理升级，才能确保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9月23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共享拆掉政务信息的“烟囱”
跳不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就看不到“一盘棋”格局之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巨大红利
去年一则证明“我妈是我妈”的新闻曾闹得沸沸扬扬，其戏剧化的荒唐感，戳中了老百姓遭遇各种“奇葩证明”时的痛点。“奇葩证明”之所以存在，除了一些单位和工作人员不作为，一个更加深刻的原因，其实是政府部门信息资源共享遭遇壁垒。
国务院近日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的原则要求、主要任务和监督保障作出规定。特别是明确了各政务部门按办法规定负责本部门与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联通，并按照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向共享平台提供共享的政务信息资源，从共享平台获取并使用共享信息。“以共享为原则，以不共享为例外”的宗旨，保证了信息共享工作源通流畅。
信息化是现代行政的必需，但政府内部各部门信息之间的壁垒森严由来已久。许多区域、部门的信息化建设都是自搞一套，加之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造成了政府各部门的政务信息自成体系的现象。对此，有学者形象地将其称之为“数据烟囱”：一个部门一个“烟囱”，“烟囱”与“烟囱”之间互不连通。如果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那么信息化越是向前，政府内部各部门间的信息鸿沟就越深，也越容易固化这种部门分割的“纵墙横壁”。
数据要是跑不动腿，百姓就得跑断腿。许多普通民众都有过类似的遭遇：为办一件小事，不得不在不同地区之间来回折腾；明明是同样的个人信息，却被要求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反复提交。这些问题的存在，无一不有政务信息处理上各自为政的影子。
恼人的“烟囱”总也拆不掉，症结不在于技术水平，而在部门利益。现实生活中，一个部门的权力往往体现在审批过程及其背后对政务信息的垄断。这就让政务信息在一些部门眼里几乎成了“私产”，生怕一旦资源共享，部门信息垄断的优势会被瓦解，部门利益也就难以实现。更何况，政务信息资源的共享也意味着行政过程的透明化，透明必然带来的监督也被一些部门视为压力。
跳不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就看不到“一盘棋”格局之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巨大红利。其实，当前每个部门都对政务信息的共享有巨大的需求：国税部门可能需要地税、房产等部门的数据；海事部门可能希望共享海关、交通航运、水利等部门的数据；法院执行判决时需要的信息肯定更是多多益善……通过降低行政成本、加强行政监督、推进政府信息化，共享政务信息资源能够倒逼政府职能转型、实现行政流程的再造，为打造现代法治政府提供强劲的助力。
当然，政府信息资源的共享也回避不了信息安全的问题。新出台的《办法》里，按照资源共享属性，将政务信息资源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共享等三种类型，同时也严格规定“凡列入不予共享类的，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依据”。如此规定，既是划出了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不同边界，也在于杜绝个别单位随意搪塞、该共享不共享的弊病。
在今天这个时代，信息数据就如同具备生长能力的土壤，一旦有效整合，能够大幅提高生产力，而且可以直接激发无穷的创新。上有顶层设计的明确方向，下有民众诉求的迫切渴望，更加之大数据时代的滚滚潮流，那些还残留的“烟囱”，会随着其他“烟囱”们的倒掉而变得越来越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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