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改革强军标注军队未来
战场胜负可能只是一朝一夕之间的事，但决定胜负的力量却消长于朝朝夕夕的改革与建设之中
穿过峥嵘岁月，走过风雨征程，人民子弟兵在盘马弯弓、变革图强中迎来了第八十九个建军节。
强国必先强军，强军必须改革。八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深刻论述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意义，高度肯定这轮改革“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一个鸡蛋从外破壳，是毁灭、是终结；从内破壳，是突围、是新生。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自我革命，目的是为了设计和塑造军队未来，对军队组织形态、指挥方式、管理模式等“上层建筑”，进行一次全方位、立体式的重塑。
按照总体目标要求，2016年，组织实施军队规模结构和作战力量体系、院校、武警部队改革，基本完成阶段性改革任务；2017年至2020年，对相关领域改革作进一步调整、优化和完善，持续推进各领域改革。政策制度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改革，成熟一项推进一项。这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目标，也是向全国人民和全军官兵明确的改革时间表。可以想见，未来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必定更加高效，权力运行体系必定更加严密，力量规模结构必定更加优化，军事人力资源必定更具活力，军民融合发展必定更加深入。
有人说，衡量一次军事改革是否成功，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看经过这种改革的军队能否经受得住战争的考验。军队是为保家卫国而存在的，能打仗、打胜仗是军队的最大价值，是人民群众的最大期盼，也是这轮改革的核心指向。翻开我国历史，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秦国商鞅变法奖励军功、汉武大帝改革军制大兴骑兵，都极大地提高了军事实力。在当前进行的这轮改革中，无论是打造灵敏高效的“中枢神经”，还是把“军区”改为“战区”；无论是优化规模结构，还是发展精锐作战力量，都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提高我军实战化水平。
如果说前一阶段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是动“上头”，接下来的军队规模结构和作战力量体系改革则是动“大头”；前一阶段是动“棋盘”，接下来则是动“棋子”。涉及的部队更多，影响的范围更广，触及的利益更深，改革的阵痛更强。然而，“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不！它应该使我们伟大！”这是充满希望的阵痛，是一朝分娩的阵痛，改革强军标注着现代国防的未来。
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事业都在稳步推动，可以说，军队改革是执行力最强的改革之一。陆军第27集团军从河北移防山西，成为全军第一个因改革而进行部署调整的军级单位。千人千车动，搬迁寂无声。66年前，同样是这支部队，打了胜仗，解放了上海，却恪守军令露宿街头，不入户、不扰民，秋毫无犯。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改革、以什么样的行动投身改革，部队要从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上做出表率。军地双方特别是领导干部，也应自觉在大局下定位、思考、行动，把对党忠诚、听党指挥、向党看齐体现到落实改革任务上，真心实意地帮助官兵解决后顾之忧。
80年前的长征，是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共产党和红军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退，变为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将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同样是一场决定前途命运的长征。如果说战场胜负可能只是一朝一夕之间的事，但决定胜负的力量却消长于朝朝夕夕的改革与建设之中。不断从改革走向改革的人民军队，必将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8月2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经费改革，激发科研生产力
此次改革旨在推动科研经费与科研人员之间关系的转变，将“人围绕着经费转”，转变为“经费以人为核心”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一份文件，在很多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微信朋友圈中“刷屏”。这份《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被冠以“科研经费大解放”这样兴高采烈的标题。人们期待，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和落实，能进一步解放中国的科研生产力，释放科研创新的巨大活力。
一直以来，各种繁琐的科研资金管理程序，让很多学者望而生畏。就在这份中央文件出台前不久，一位海归青年教师的“吐槽”还在学术圈广为流传：这位教师邀请海外学者来校短期访学，为了经费等问题，在多个部门间周旋奔波了数月之久，历经35道关卡才办完各项手续。在整个办理过程中，他甚至感到自己被当作“借机腐败”的人员一样对待。而类似的经历，许多科研工作者都曾程度不同地经历过。此次出台的文件，有望从根本上改善这一现状，助推中国科研新气象的形成。
总体而言，此次出台的《意见》旨在推动科研经费与科研人员之间关系的转变，将“人围绕着经费转”，转变为“经费以人为核心”。科研工作者只有掌握了经费使用的自主权，才可能掌握对科研活动的自主权，科研活动才不至于陷入僵化和停顿。具体而言，《意见》首先改变了“经费指挥人”的局面。比如规定，项目承担单位可以根据科研活动规律和特点，自主调整部分科目预算，“原定打酱油的钱也可以买醋了”。其次是体现了科研人员的价值，规定了科研经费的绩效支出。以往，一些科研经费分配制度忽略了人的价值，研究者被定位为经费的管理者和使用者，却往往不是受益者。现实则是，使用科研经费越多的人，越需要投入更多劳动，也越有可能产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因此也理应获得更多激励，《意见》对此进行了明确。
现代科研不是单个研究者“孤独的旅程”，而讲究团队作战。重视科研团队的建设、激发团队的积极性，是科研经费改革的另一侧重。以往，受制于科研单位的用人政策，科研经费并不能用于聘请专职的科研人员，只能采用合作或是临时劳务的方式组建科研团队，许多科研团队常常出于人事或是利益原因而发生变动。此次文件提出，科研经费可以用于聘用研究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甚至可以支付社会保险补助等。这意味着，科研项目带头人也可以利用科研经费聘请和组建相对稳定的科研团队。这项改革甚至可能改变科研人员的就业模式，提高科研人员的流动性，提高高校与科研单位用人的灵活度，从而为科研创新提供激励。
科研经费使用自然少不了监督和约束，但另一方面，科研是一项自发而自由的探索，只有在合适的制度和学术环境下，才能繁荣兴旺。因此，如何既能管好经费，又能避免“坏人推定”，不让科研人员像上述那位青年教师一样感觉“时刻被提防”，考验制度张力。而解决之道，正如《意见》所规定的，就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限制和拘束，将每个学者都预设为悉心科研、热切探索的研究者。科研活动中，人是最大的生产力，优秀的科研成果总是与优秀的科研工作者结合在一起。所以，将科研工作者从繁琐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中解放出来，就是解放了科研生产力，使科研经费真正成为学术创新的助推器。
习近平同志不久前指出，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能够持续涌现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实现这一要求，除了科研经费管理这一内部改革之外，还需要从科研课题立项、学术成果发表与评价等方面入手，构建健康有序的外部环境。通过科研内外环境的共同改善，促进学术市场真正实现繁荣。
8月3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让更多患者用得上“救命药”
在病魔面前，谁都无法逃避，却可以共同面对。让有需要的居民都能用上药品，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功能的底线
国家药价谈判，是指对独家、专利等缺乏市场竞争的高价药，由国家采用统一谈判的办法确定合理药价。这项事关民生的改革自推行以来，让众多患者受益。一种名为替诺福韦酯的治疗慢性乙肝药品，被世卫组织推荐为临床一线药物，进入我国市场两年就降价67%，让患者每月费用平均少了1000元。
药价谈判不仅是历史性的国家药价改革事件，对药企来说，也是以价格换得进入医院采购目录和医保目录的重大机遇。然而，这项使民众、药企都受益的改革，却迟迟没有在地方落地。按照国家的要求，今年6月底各地必须挂网执行谈判药价。但国家卫计委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仅有14个省份出台了文件。国家谈判之前已有一些省份将药品纳入医保报销范畴，但谈判之后仅有新疆一个省份将谈判药品纳入城镇医保。于是，在一些执行了谈判药价的地方，出现了跨省买药的患者。
诚然，即使不能报销，不少患者已经直接受益，但是因为没有医保的补偿，大量患者仍然买不起药，或者不能承担长期的费用，导致有药用不上，好不容易降低的药价陷入尴尬境地。这明显有悖国家谈判的初衷。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是国家谈判的重要筹码，也是药企愿意降价的最主要原因。有药企直言，我家药品在市场地位数一数二，降价后没医保的换量将难以覆盖成本，无法继续研发新药。
医保基金并非承受不了。云南乙肝、肝癌患者不在少数，一些地区的女性肺癌发病率甚至居于世界前列，但当地新农合部门详细测算后发现，将谈判药品纳入大病补助项目，或是进入门诊大病统筹，基金仍然可以负担。城镇医保筹资水平更高，总量比新农合大，承受能力更强。实践证明，在那些谈判之前就已将吉非替尼、埃克替尼两个肿瘤靶向药物纳入医保的地区，降价后的药品可以为医保节约大量支出。
统一谈判药价的改革方向值得肯定，这也是国际上广泛采用的办法。美国、英国、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等，用药的部门如医院，或是管钱的部门如财政或保险部门，会采集一个参考价，与药企或医药行业代表进行谈判，此后再根据市场竞争情况或是药企销售利润空间等进行微调。秉承了“谁用谁谈、谁花钱谁谈”的思路，这些部门有动力有砝码去谈下合理的价格，并协调好各方的利益。
以国际经验对照我国首轮药价谈判的实践，结合我国国情，各联席部门应总结经验，建立明确的分工责任制，比如药企协调、患者筛查、药品评价、资金准备、价格拍板、医保衔接等明确负责部门，建立良性的谈判运行机制，并形成刚性的落实制度，促使各地尽快执行谈判药价，让患者尽早享受到实惠。
在病魔面前，谁都无法逃避，却可以共同面对。救命药品作为战胜病魔的重要武器，攸关百姓性命。让有需要的居民都能用上药品，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功能的底线。各部门、各地方理应摈弃利益短见，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携起手来应战病魔，让更多患者买得起、用得上救命药，延长生命时间，改善生命质量。
8月4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网络时代，阅读可以更精彩
克服“阅读危机”，不是在纸质书和电子阅读的选择中“有你没我”，而是要选择一种全新的知识装订方式，从而给人们提供系统性的认知
日前，第二十六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落下帷幕。据报道，本届书博会交易额逾40亿码洋，进场参观人数达71.6万人次，创下多个“第一”和“之最”。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一些读书类移动应用软件也悄然占领人们的手机屏幕，比如有一款读书类APP，上线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2万用户下载，用户付费比例达到20%。
墨香阅读和指尖浏览，到底哪种阅读才能通向未来？这个问题不仅关乎阅读方式的选择，更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即阅读场景的变革。以前，人们的阅读场景比较明确，比如报纸杂志在办公室里阅读，书籍在家里的书房或者图书馆阅读，时间紧凑的上班族也可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阅读，等等。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阅读任何内容。以往在时间和空间上对阅读的限制，已经被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全都解除。
阅读场景的变化，引发了一场知识领域的大变革：传统的知识载体——书籍上的图钉被网络撬开了，知识信息漂浮了起来，成为碎片化的存在。网络放大了这些信息碎片，进而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心态。换句话说，面对海量信息，人们的信息焦虑症也更严重，时间不够用了，注意力也不够用了，读过的信息像手中的沙子一样，记不住、留不下。海量信息缺乏装订工具和装订方式，正是被很多人称为“阅读危机”的根本所在。
克服“阅读危机”，正确的方式不是在纸质书和电子阅读的选择中“有你没我”，而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知识装订方式，从而给人们提供系统性的认知。传统的阅读在这方面显然是有优势的，但电子阅读也并非无可作为，可以通过构建虚拟的阅读空间，为人们提供崭新的阅读体验。比如，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就是典型的虚拟阅读空间，通过微信好友这一“装订方式”，把人群聚集起来，形成信息交互的空间，从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在信息世界，最早承担“装订知识”使命的是搜索引擎，它让每一个词语、每一种思想，都能从驳杂的网络信息中迅速进入其坐标位。每一个信息都可以被迅速带入需求者的阅读场景中供其推敲。如今，一些付费阅读APP的成功也启示我们，网络升级了阅读场景之后，获取知识和装订知识的方式也在进化，人工装订知识大有用武之处。比如，一些阅读APP倡导“把书读薄”，通过后台加工，用更加精短的内容吸引受众关注，既让一些经典书籍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为移动阅读增加了文化厚度。
当今时代阅读场景的变快，提示内容制造方必须以更加用心的方式装订内容，给人们提供新的阅读体验和知识服务。今天，制造信息的技术鸿沟已被网络填平，人人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个性化信息，这也是自媒体崛起的背景。先进的阅读工具非但不会破坏阅读效果，反而会大大提升“单位面积”内的阅读质量。网络时代的阅读，可以更精彩。
8月5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海外“逆代购”呼唤中国品牌
品牌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体现着国家实力，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再到品牌强国，注定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有抱负的中国将会选择拼搏奋进
能看电视的“盒子”、国产手机、中国无人机、中国微信……近年来，当中国人在全球热情“买买买”之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也走向世界。这些“新国货”不仅受到华人华侨的喜爱，也开始引领一些外国本地人士的消费潮流，以至于海外的中国员工回国时，常有外国同事央求代购中国国货。对于这种现象，有人形象地称为“逆代购”。
“逆代购”风生水起，耐人寻味。越来越多被代购的国货中，有成名已久的“老干妈”、享誉中外的花露水，也有久负盛名的青啤、“神一般存在”的辣条，等等。这些国货之所以能塞满海外消费者的购物清单，自然与国货价廉物美、有口皆碑相关。早在数年前，一位美国记者出版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生动描绘了一个实验：整整一年不再购买“中国制造”，但得出的“沉重”结论是，“没有中国商品你也可以照样生活下去，但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家庭开支也会大大增加。以后10年，我可能再也没有勇气尝试过这种日子了！”这是一个美国家庭的生活体验，代表了美国不少家庭的真实感受。
国货受宠于海外，提醒我们在追逐洋货时，别冷落了自己的“宝贝”，中国完全有能力生产出叫得响又能走出去的产品。有人说，人们认识一个国家，往往从认识这个国家的品牌和使用这个国家的产品开始。当国货越来越有“存在感”，它们便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所在；当越来越多的国货越洋过海，大受老外追捧，这是厂家的骄傲，也是国家的荣光。
也应该看到，海外畅销国货较多地集中于吃穿用领域，处于市场的中低端，尽管不愁销路，但并未形成足够的品牌效应。在全球各大知名商场，“中国制造”的身影处处可见，“中国品牌”却芳踪难觅。这背后映衬出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我们是制造大国，却是品牌小国。是中国的制造能力跟不上吗？答案并非如此简单。美国《财富》杂志日前公布的2016年度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上榜的企业高达110家，直追美国，再创历史新高。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应拥有的实力和荣耀，同时也有力证明，作为制造业总量全球第一大国，中国有了更多的制造实力，也应有理由打造出更多中国品牌，让中国品牌唱响全球。
打造响当当的中国品牌，靠的是自主创新，靠的是制度保障。如果说贴牌是很难省略的发展阶段，那么寄托于强大的科研力量，不断寻求技术突破之后，就应该从贴牌过渡到创牌，同时加大对现有国产品牌的保护力度。熊猫电视机、凤凰自行车、英雄钢笔……我们曾为伴随一代人成长的民族品牌而自豪，可是，很多沉淀在人们记忆深处的国产品牌，却一个个逐渐凋零，归于沉寂。它们有的正在市场大潮中艰难“泅渡”，有的已折戟沉沙，还有的被跨国公司收购。不少国产品牌苦心经营数十年，且颇有人气和生命力，却无可奈何花落去，实在令人痛心。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已是上上下下的共识，也是正在力行的国家战略。去年5月，《中国制造2025》公布，这是我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实施一年多来，在一些领域已见成效。品牌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体现着国家实力，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再到品牌强国，注定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有抱负的中国将会选择拼搏奋进。
“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市场中，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书写风流。未来，一张张中国名片上，将更加清晰地标注中国产品的美誉度，也将见证中国民众的创造力。
8月8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文创升级须深耕文化土壤
能否将更深厚的文化内涵融入文创产品，而非徒增一抹“文化唇彩”，决定这一行业的景深与未来
博物馆里的华美文物，远古文明展上的神秘符号，不知激发过多少孩子们的想象力，却只能隔着橱窗恋恋不舍。如今，人们可以把刻有甲骨文的水杯买回家，让案头平添几分古意；也可以把印有乾隆御笔的手机壳揣在兜里，让那份历史随身行走……各种文化创意产品琳琅满目，正在让文化和产品相结合，把历史和当代人的生活相结合。
文创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既有赖于市场本身的发育，也离不开政策的扶持。今年5月，《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出台，从政策角度对文创产品开发水平提出了要求，文创产业从缺章少规的“野蛮生长”阶段，迎来深耕文化土壤的创意时代。这一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将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标注当代中国的文化气质，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目前的文创产业，已经在规模上实现了量的突破。以北京市为例，2014年其文化创意产业就已实现增加值2826.3亿元，占地区经济比重达13.2%，是首都经济中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但在产品形态方面还略显不足，大多数产品依然停留在“孩童刻画”阶段。市面上常见的文创产品，依然属于传统的“IP（知识产权）周边”。在纯色的T恤上印远古图腾、在便携的背包上画文化符号、在把玩的扇子上绘传统字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的文创品牌——“故宫淘宝”商店，2015年的收入达到近10亿元，但销量最大的，还只是胶带、书签、记事本等产品。能否将更深厚的文化内涵融入文创产品，而非徒增一抹“文化唇彩”，决定这一行业的景深与未来。
营造更加繁荣的局面，需要文创的产业升级和自我革新。坐拥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文化资源，经受互联网最富活力、最富创新精神的时代冲击，面对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广阔市场，中国当代的文创产业绝不应是勾勾画画那么简单。尤其要看到，在商业属性之外，文创产业也兼具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五千年浓墨重彩的中华文化，孕育了无数艺术瑰宝、汇聚了灿若繁星的文明结晶。解读其中蕴藏的历史情感，传递延绵已久的思想脉络，是文创开发的发力点，也是产业增长点。
文创产业升级，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在淘宝商城之外，故宫博物院相继开发了《胤禛十二美人图》《韩熙载夜宴图》等APP，与腾讯联手举办创新大赛，“故宫style”火爆线上；国家博物馆在上线天猫旗舰店的同时，与阿里巴巴打造“文创中国”平台，落户上海自贸区，从线上走向线下；苏州博物馆试水时装发布会，让博物馆里冰冷的文物行走在时尚前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从发现伊始，就明确了打造文化创意品牌、建设文化旅游格局、构建项目运营的思路……多个集文化、馆藏、技术、人才等资源为一体的文创产业新形态，正勃然兴起。这里充满古色古香的韵味，遍布天马行空的想象，尽显技术进步的便利，让人徜徉于学术探索的乐趣，享受着产业价值的馈赠。
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对文创产业来说亦复如此。期待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继承、产业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涌现出更多的文创形态和文创产品，从而不仅让孩子们的眼睛熠熠发光，也能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归属感和文明自信心。
8月9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保护耕地应让种粮“有赚头”
据报道，在国家实施“最严耕地保护制度”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地方违法占用耕地，屡禁难止。记者调查发现，有企业承包耕地后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种植经济林，国土资源部门下达过限期整改通知书，然而时隔6年，企业仍没有恢复这些耕地的用途。
如果说粮食安全是一座楼宇，耕地无疑就是下面的地基。地基不牢，高楼难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指示，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然而现实中，耕地保护在落实层面却往往变成纸上谈兵，一些地方采取“文件式”执法或是以罚代管，客观上纵容了违法占用耕地问题的滋生。耕地保护困境，表面上看是一个执法监管问题，从更深层次看，耕地收益下降、种粮积极性不高则是主要原因。当种粮收益不如种树收益高时，耕地种树便成为一种经济上“合算”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耕地保护执法难免出力不讨好。
近年来，“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的“谁来种地”问题，频频引起热议。年轻人嫌弃种地条件苦、不体面，一旦遇上旱涝病虫害，“种田还要倒赔钱”。耕地被擅自改变功能，同年轻人不愿种地，“病根”某种程度上都在于种粮收益太低。一亩水稻能产多少粮，一斤玉米能卖几块钱，化肥、农药、种子花费多少钱，这些琐碎的农民账本，另一头牵动着的，正是国家的粮食安全。如果没有人愿意种粮了，粮食安全从何谈起？粮食安全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不仅是战略问题也是民生问题。诚如专家所言，粮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供给量的安全问题，而是中国农业的产业安全问题和中国农民的就业与生计安全问题。
稻亦有道，粮食安全体现生存之道，也照见发展之道。农业是农民奔向全面小康的正途，无论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型城镇化，还是实现粮食稳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都必须确保农民可以获得稳定收益。众所周知，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缺乏弹性，如果完全交给市场来裁判，谷贱则伤农，谷贵则伤民。而如果全由政府来调控，粮食增产会使得库存增加，政府财政压力也会随之加剧。正因如此，农业被视作中国最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行业。“监管侧”不能失位，“市场侧”亦应有更好作为，最终通过“收益侧”的显著成效，托举起粮食安全。
从去年开始，国务院出台了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相关政策，各级政府逐步确立了保护基本农田、保护种粮积极性、落实粮食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干部责任制，这对于确保政府权力行使到位、责任落到实处有很大裨益。而像延伸产业链、提高粮食附加值以更好抗御市场风险，推广规模经营、提高个体的单位产出以保障农民收益，探索理顺产销关系、保护农民利益的价格机制等，都需要以符合农业发展规律、尊重市场规律的方式深化改革、强化落实。靠留守老人、妇女，撑不起现代农业的未来，一些地方像培训“职业经理人”一样培育职业农民等做法，值得在实践中探索和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粮食安全不容闪失，我们要保住18亿亩耕地，更要保证有人来耕种这18亿亩耕地。只有确保农民种粮致富，粮食安全才有坚实保证，国家发展才有更好未来。
8月10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享受体育，迈向活力中国
只要你懂得运动的快乐，懂得体育带来的活力，懂得快乐会被传染，就一定会有信心：全民健身必然越来越热
里约奥运会，中国运动员的表情引起世界瞩目。
这些表情中，有胜利后的喜悦。淡定射落中国代表团首金的张梦雪，在200米自由泳比赛中夺冠、用实力“打脸”攻击者的孙杨，无不用自身的顽强拼搏诠释奥林匹克精神。而在冠军光环的背后，还有另外一种表情，也在诠释着体育精神。比如在女子100米仰泳半决赛后，以“萌翻”大众的表情迅速走红的“洪荒少女”傅园慧，还有在射击赛场上打完最后一枪的34岁老将杜丽，虽无缘金牌，却用脸上的灿烂笑容感动亿万观众。
中国运动员，正在国际赛场上诠释奥林匹克精神的多重内涵。的确，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奋斗精神，也代表着不断战胜自己、向新的极限冲击的体育精神。也要承认，冠军常是实力、心理和运气的完美结合。即便拿不到第一，但努力过了、拼搏过了，笑对结果，享受比赛，同样体现着值得尊重的体育精神。
对于坐在电视荧屏前的无数观众而言，后一种体育精神或许更有切身感。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将发展群众体育、倡导全民健身新时尚作为重点内容，提出到2020年，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7亿，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4.35亿。让更多群众享受体育运动、感受体育带来的快乐，是推进健康中国的题中之义。事实上，留心就可以发现，近几年，健身正在成为身边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办健身卡的多了，开始跑步的多了，甚至跑马拉松也不再稀奇。也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举办马拉松比赛，即便是业余选手，也能在参与中获得快乐。
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在全民健身的风尚中，很多都是90后的年轻人。对他们而言，泡吧、唱K已经不再流行，在朋友圈晒出健康的体型和肌肉才够“有型”。不久前，火遍网络的“搬砖小伟”，就是工地上的一名普通劳动者，草根健身达人。他身材精壮，“拥有雕塑般的八块腹肌”，可以轻松完成抓杠、蹬杠、顺风旗、俄式挺身等高难度动作，水平堪比专业人士。和傅园慧一样，“搬砖小伟”最打动人的，是他在运动中传递出的快乐。杂乱的建筑工地，是他的健身天堂，脚手架就是单双杠，砖头和木头就是练肌肉的器械。搬砖小工的职业，杂乱的环境，丝毫影响不了他享受健身的快乐。快乐可以传染，小伟的工友和他们的孩子，受他影响，也开始加入健身行列。
全民健身，营造出如火如荼的体育消费需求，让中国的体育产业迎来机遇期。据介绍，去年我国体育产业实现增加值40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而早在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就将2025年全国体育产值目标锁定在5万亿元。业内人士指出，仅仅90后、00后的体育市场就商机无限。他们既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也是玩着足球、篮球长大的体育迷，比如北京国安就有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球迷。未来，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涵盖赛事、明星、体育场馆、体育用品，以及体育彩票、培训等在内的全产业链，将会构成一个庞大的、高度跨界的超级体育产业。
全民健身计划和体育产业的未来，看似遥远，其实触手可及。只要你懂得运动的快乐，懂得体育带来的活力，懂得快乐会被传染，就一定会有信心：全民健身必然越来越热，中国体育产业也将迎来蓬勃发展。“只要有心，哪里都可以健身，因为汗水不会骗人”，健康中国，正在活力四射地向我们走来。
8月11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中影上市，产业升级呼唤文化担当
以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电影“国家队”进入资本市场，意味着国有电影企业正式在资本市场上面对普通投资者，背负的期望将更重
8月9日，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登陆A股市场，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个交易日，中影股份即上涨43.95%被秒停，公司总市值冲至240亿元。高涨的股价背后，市场对整个中国电影行业的信心表现得牛气冲天。
中影股份并不是国内第一家上市的影视公司。早在2009年，中国影视第一股的称号便被华谊兄弟摘得。7年间，万达院线、光线传媒、华策影视等民营影视公司也相继登陆资本市场。此次中影股份的上市之所以获得非同一般的关注，原因恰恰在于，它不仅意味着又一家影视企业进入了资本市场，使得中国电影行业的市场化、金融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作为国有电影第一股，它代表着国有文化企业改革获得的不菲成就，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国家队正式进入资本市场迎接更艰巨的考验。
国有文化企业改革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尤其对于“国”字头的大型文化企业来说，改革的推进更是难上加难——企业历史积累越深厚，遗留问题就越多；规模越大，涉及方方面面的顾虑和负担就越多。而电影行业与其他文化行业的不同则在于，自2003年电影产业化改革启动以来，中国电影的市场化程度和自我更新能力空前提升。可以说，电影已经成为国内产业化、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文化行业。2003年，全国票房还不足10亿元，2015年，全国票房就已经突破了440亿元，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也是全球增速第一的电影市场。
在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的过程中，一大批民营企业也在政策和市场的激励中扶摇直上。机制活、反应快、效率高……这些国有企业不具备的特点，使民营企业在短短几年间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力军。在华谊兄弟、博纳影业、光线影业、乐视影业、万达影业等民营电影企业及其出品的影片越来越为公众所熟知的时候，部分国有电影企业却在改革的进程中陷于困境而难以脱身，一些电影观众心目中的老企业、老品牌甚至已经不再葆有基本的创作力和生产力。
国有电影企业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改革之难，犹行于蜀道。如果就此沉沦于困顿，错失当下市场与资本赐予的良机，中国电影的国家队或许将在行业与历史中彻底失去话语权，而这无疑与国有文化企业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完全相悖。2010年，中影集团联合央广传媒、江苏广电等7家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做好了准备。2012年12月，中影进入IPO初审名单，2014年发布招股书。今年7月，证监会终于发布公告，核准了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申请。
敲钟的喜悦是在刹那间绽放的，但对于敲钟的期待，却凝聚了中国电影国家队多年的砥砺与心血，也承载着中国观众对中国电影国家队的深情和期望。我们无法尽知整合、剖离等改革过程中的纠结与痛楚，却完全有理由为改革推进到完成上市而感动和欢呼。但上市并不意味着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就此安全着陆，更不意味着中国电影产业化、市场化发展的终点。相反，国家队进入资本市场，意味着国有电影企业正式在资本市场上面对普通投资者，它募集的资金越多，施展拳脚的空间越大，背负的投资者和观众的期望就越重。
有人说，当下的中国电影行业缺的不是钱，而是质量上乘的影片。进入资本市场的中国电影国家队在有了更丰富的资金渠道，具备了更游刃有余的竞争基础之后，下一步必须关注的则应当是如何提高中国电影的思想艺术水平。唯有如此，才对得起“国”字头的荣耀，也才不负观众和投资者的希望。
8月12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境界
“创新”不仅关乎科学技术研究本身，更关乎国民经济主战场，关乎面向科技前沿和面向重大需求
日前，《“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正式出台。这份首次以“国家”命名的科技创新规划，通过8篇27章的篇幅，创新主体、创新基地等六个方面的国家创新体系部署，以及12项主要指标，为未来五年中国科技创新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发展蓝图，也为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提供了具体行动指南。
今年5月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而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创新”是最大的看点。从此前的“国家科技规划”到这次的“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增加的“创新”不仅关乎科学技术研究本身，更关乎国民经济主战场，关乎面向科技前沿和面向重大需求。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幅未来五年的国家科技蓝图，可以说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开拓发展新境界”。正如有人评价：这不是“象牙塔”里面的规划，而是体现科技和经济结合的创新规划；不仅是要“建设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也要“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增添发展新动能、拓展发展新空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其实是科技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现在，科技创新不仅仅发生在研究机构、高校，也发生在企业，发生在车库、咖啡馆等看似简陋的创客空间。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大都是科技强国，排在前列的跨国企业巨头，大部分也靠科技起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一批高科技跨国企业如苹果、谷歌、微软等的崛起，对全球科技产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腾讯等，也将创新融入技术研发和产品生命周期，通过科技进步和实力提升，使企业规模跻身世界前列。即便是看似比较小的创新，同样能换来在全球科技产业发展方向上的话语权。中国率先并广泛使用的二维码、移动设备在线支付等移动互联网应用，被一些硅谷企业包括顶尖科技公司学习效仿，扭转了中国企业对硅谷亦步亦趋的印象。
科技大国离科技强国并非一步之遥。对照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中国还面临不少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就科技支撑发展方面，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够高。就像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虽然发达，但高端手机市场仍是国外企业主导，国产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芯片等很大程度仍要仰仗国外。热门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无人驾驶技术等，勉强算在并跑，还远远没有开始领跑。
抓住科技创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缩小与科技强国的差距，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培育重要战略创新力量是重中之重。无论是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还是瞄准前沿的战略科技，都是拓展前所未有的科技领域。让创新地基越深越实，创新之塔才能够垒得越高。科技创新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进而在全球创新版图上更具分量，离不开一批战略高新技术和基础研究的进步和突破。在更具体的行业领域中，这一幕已经开始呈现，比如一家深圳的小型创业公司，一边研发出全球首款真正意义上的虚拟现实眼镜，一边致力于新材料的基础研发工作，保持产品领先的位置。这样的创新，相信以后将遍地开花。
科技创新五年规划，着眼的不只是五年，而是为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积蓄力量。让创新成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开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新征程，我们充满信心和期待。
8月15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更好释放“老同志下乡”的正能量
对“老同志下乡”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形成人才资源与乡村建设之间的良性循环。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决策者应该保持敏锐的嗅觉
一名副部级干部主动申请做驻村书记的事迹，近日受到媒体关注。这位老同志经中组部批准，下沉到村任“第一书记”，一年来尽心做事，带领群众努力脱贫，受到当地群众好评。临近或已退休的高级干部，如何到广袤乡村发光发热，在当下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新课题。
随着人口平均寿命提高，60岁左右或退居“二线”的干部，很多仍然年富力强，且经过多年历练，有较宽的视野、丰富的阅历。“退而难休”的背后，除了较强的成事能力，更有已经看透沉浮、静下心做点具体事情的意愿。
另一方面，在当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农村脱贫攻坚工作中，人的问题已成为最突出的矛盾之一。有能耐的年轻人纷纷进城，导致一些农村“空心化”；有些乡村干部，身在农村，心和家庭却在城里，很难与乡村“同呼吸、共命运”。如果没有人才的“润泽”，将资源导入并结合实际盘活，只是简单把钱和物投到农村，很难发挥可持续的造血功效。
上述两方面的诉求汇流到一起，有理由对此赋予更多期待。实际上，中央充分认识到了离退休干部的意义。年初，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发挥离退休干部的独特优势，按照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组织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在推进“四个全面”中作出新贡献。在此之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已有不少退休官员主动下乡出力，成为奉献乡里的“新乡贤”。
与此同时，也有老干部在媒体上反映：自己也有到乡村做事出力的愿望和热情，就是不知道人家接受不接受，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怕“开始容易、成事儿难”。由此可见，“老同志下乡”目前虽然还属于自发的特例，但这种热情有普遍意义，应该加强引导，逐步探索工作机制，以组织规范和程序引导。
离退休干部有一定特殊性，中国农村更有着复杂的特殊性，这两方面的对接，并不如纸面上说起来那么容易，既可能两相契合带来积极可喜的变化，也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越是这样，越需要从一开始就要严谨、细致，边探索、边总结、边规范、边完善。对于新生事物，我们不能简单盲目地叫好，而应该鼓励尝试、完善机制、因势利导，让更多有能力、有能量、有意愿的离退休干部，到农村大地“释放激情”。如果简单寄托于个别老同志的高境界、高觉悟，而一旦出现失败案例，就又把这种现象一竿子打死，将两方面需求与热情简单扼杀掉，显然也是一种轻率。组织与群众监督机制，不胜任工作的退出机制，与现有治理机构的沟通机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决策者应该保持敏锐的嗅觉。对“老同志下乡”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形成人才资源与乡村建设之间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可以出台更多措施，鼓励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等多种类型的“告老还乡”，推动乡村发展；另一方面，也急需加强乡村的文化建设，营造开放格局避免局部封闭，以文化为底色，形成更有效的吸纳社会能量的运行模式，让见贤思齐蔚然成风，努力弥合当下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差距。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努力。
8月15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好社会资本，要慢工出细活
有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既弥补了资金缺口，又能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更有助于拉动低迷的民间投资，进而提升经济活力
近日据媒体报道，全国各省区市在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普遍重视重大项目落实，其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占较大比例。据不完全统计，近一个月就有贵州、甘肃、安徽等六地推出了示范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7500亿元。为提高社会资本积极性，多地还设立了引导基金，黑龙江、新疆等地的省级引导基金规模超过千亿元。此举对于拉动基建投资、稳定经济增速，均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PPP是国际上流行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模式。根据财政部门的定义，这一模式通常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这一合作模式兼具“引资”和“引智”的双重功能，从融资模式创新升级为管理模式的创新，体现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各级政府既要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又要保持经济增速平稳，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是兼顾促转型和稳增长的有效手段。然而，凭政府一己之力难以支撑规模庞大的投资项目，寻求与社会资本合作成为理性之选。另一方面，巨额的社会资本长期徘徊于公共服务领域之外，尤其是大量的民营资本四处游弋搜寻投资机会，容易在一些领域集聚成风险隐患。有了公私合作的合理制度安排，可以有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既弥补了资金缺口，又能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更有助于拉动低迷的民间投资，进而提升经济活力。
在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叫好的同时，也应当看到，PPP项目的数量看似很多，真正进入执行阶段的比例却很小，项目落地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该模式不是单纯的融资模式，而是一种综合的管理模式，涉及设计、建设、融资、运营、维护等多个环节，对政府的监管能力、社会资本的经营和掌控能力都提出了很高要求，目前市场体系和政策体系还存在不少短板。政策推动和现实需要只是将这一合作模式推上了轨道，高效的执行才是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在完善政策体系和市场体系方面，相关参与方都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政府一方来说，目前我国PPP政出多门的问题仍然存在，应当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相关法律体系层级较低，立法的盲区与交叉重叠并存，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善；地方政府信用观念淡薄，违约事件频出，也影响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就市场一方来说，目前还有不少社会资本想的是“一锤子买卖”，没有认识到项目长期和微利的特征。国际经验显示，PPP项目不可能带来暴利，优势是回报长期稳定，参与项目的社会资本对此应有理性认识。除此之外，也要警惕个别地方政府将PPP当成全新的“现金奶牛”，视为融资平台被堵住之后的“第二财政”，通过这一方式进行违规或变相举债。
细节决定成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就是一件需要重视细节的慢工活。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处着眼，从“一针一线”的小处着手，才有可能把这一模式的制度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社会资本获利和百姓享受公共产品的现实红利。
8月15日列车停电不能停服务
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４日电 题：列车停电不能停服务
新华社记者刘怀丕、段续
１２日，由北京开往深圳的Ｇ７９次高铁列车发生停电故障，上千人被闷在４０℃高温的车厢内近２小时，旅客们大汗淋漓，有的热得“差点虚脱”。一张母亲抱着头发湿透的孩子的现场照片，看了尤其让人心酸。尽管铁路方面当天向旅客致歉，但面对应急服务滞后的现实，铁路方面应该多想破解之策。
事实上，类似事件已不止一次发生。今年２月，北京开往宜昌的Ｇ５５５次高铁在河北两次停车，因车厢闷热，有旅客昏厥。去年８月，福州开往上海的Ｇ１６３４次高铁发生故障，中途暂停近１个小时。２０１１年７月，一起供电中断事故导致多辆列车中途停车、断电断水没空调。
近年来，高铁已经成为人们远行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也是我国引以为傲的一张名片。虽然停电故障事出有因，也是小概率正常事故，且不能开门通风也是为确保安全，但铁路方面对屡有发生的同类事故，不改善应急服务工作，就不能合理解释了。
安全舒适，是铁路客运的基本要求。在处理突发事件时，铁路方面既要坚持安全第一，也要保障旅客舒适。事实上，列车中途停车的应急预案不是没有，从一些地方铁路局、段公布的实施细则看，应急预案内容还相当完备。多起类似事故中，旅客均反映喝不上水、透不了气、找不到乘务员，这都提醒铁路方面应该在应急预案落实上多下功夫。
高铁一遇断电车厢就成“闷罐”的问题，并非没有破解之策。比如，是否可以加大应急备用电源功率支持车厢照明和空调，车厢是否可以设计出用于应急通风的天窗，临近车站是否可以提供应急补给等等。铁路方面应当认真对待这些建议，组织专家去做评估，对可行的，要从善如流，尽早改进。
从京津城际铁路在２００８年开通算起，不到十年时间，我国的高铁事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确实不易。着眼取得更大成就，铁路方面不仅要建好“硬件”，也应多考虑服务等“软件”，以人为本、心系旅客，精益求精、不懈努力，把服务保障搞上去。
8月18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摒弃“限期卖羊”的简单心态
但有十分力，绝不用九分，把问题想足，把办法穷尽，基层拿出来的政策才能经得起“乡亲们是哭还是笑”的检验
有人说，矫枉必须过正。在基层现实中，如果没有承受一些代价的勇气，确实很难推动具体事情。但同时，在现代治理的语境下，如果不注意“矫”的方式和节奏，“正”有可能就成了“枉”。山西蒲县最近“限期卖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涉事的基层干部其实是在整治一个早就该管住的事情。地处吕梁山生态脆弱区的蒲县，自2000年开始，就在山西率先实施了封山禁牧。“山羊禁绝牧放，牲畜不得入林，违者严惩。”政府的大牌子在路边竖了近16年，羊群却在旁边默默地走过，不是因为牧羊人不识字，而是因为配套的治理始终跟不上，脱贫的出路始终不够顺畅。这是整个地区乃至更高层面的管理者都应该关心的工作，单从一线干部重视不够、执行不力上找原因，反而会掩盖真正的问题，仍然难解“年年禁、年年养”的怪圈。
我们常说，今天的改革驶入了一个复杂的水域，所谓的复杂，其实主要就是各种矛盾的冲撞。作者下乡去查盗版，村里相当委屈：“我们不偷不抢，印点好书，带领大家致富，咋不行？”赶上煤炭价格上涨，干部想的都是抓住经济翻身的机会，甚至闻一口家乡的雾霾都告诉别人“提神醒脑”。公平与正义、现实与长远、局部与全局……正反两方面问题的倒逼，促成了治理所必须承认和面对的复杂利益格局。
蒲县的基层干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封山禁牧之下，羊群不减反增，破坏生态、祸害庄稼、引发山火，但同时不管圈养还是非圈养，甚至偷牧、乱牧的羊，也都是群众的利益，甚至是最直接的脱贫手段。绿色发展是重要理念，脱贫攻坚也是当务之急，哪一样都对接着复杂的治理情况，如果再加上简单粗暴的“一刀切”要求，一线工作的人就难以做出太好的选择，更顾不上思考更科学的决策。
其实，现实中存在着很多类似的矛盾：城里人反对焚烧秸秆，农村人愿意配合却没钱处理，降低处理成本的机制建立不起来，接受“硬任务”的村干部只好每年住在田间严防死守；小区居民想要菜市场，周边的居民却受不了嘈杂脏乱，找不到自我管理和成本分担的办法，只能不是你忍着就是我忍着。构建现代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随着情况的变化灵活发挥治理的效能。全面深化改革推开之后，必然涉及现有规章制度的清理，更呼唤新政策推行的相应准备和配套。封山禁牧既然一定要做，就要擦掉牌子上的灰尘，让老百姓把落实的信心看个清楚；同时，也要给老百姓留出时间，十日内不处理就要强制罚款、没收、拘留，显然不近人情；最后，更应该帮养羊户找到出路——蒲县正在引入构树这种良好的禽畜饲料来源，如能成功，才是引导大家发展舍饲圈养、解决林牧矛盾的治本之策。
简单源于对复杂的控制，管理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管理学中的这句话，并不是让人们都去学着当甩手掌柜，恰恰是想说，治理者所追求的局面越简单，其背后往往越需要有一个完备的制度体系，有一些能够用好制度的人。面对利益复杂的中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需要我们摒弃简单化思维。但有十分力，绝不用九分，把问题想足，把办法穷尽，基层拿出来的政策才能经得起“乡亲们是哭还是笑”的检验。
8月19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发展之笔描绘欧亚未来
回顾3年来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由于抓住了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才使得相关工作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增加了沿线各国人民的获得感
几天前，一趟50车100个标箱、满载浙江义乌小商品的中欧班列，从义乌西站驶向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这是继开通至马德里、德黑兰等地的班列后，义乌又一趟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集装箱班列。东方列车，犹如一支游走的画笔，正在勾勒出“一带一路”建设给沿线国家增加的动人景致。
“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日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八项工作要求，并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而回顾3年来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由于抓住了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才使得相关建设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增加了沿线各国人民的获得感。
国之交在民相亲。有位中国记者曾讲述了一个小故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由于公路建设情况不佳，一些地方因积雪，一年有半年时间都很难出行。当地有位70多岁的老人，在公路修好之后，骑着毛驴到了首都比什凯克，要求面见总统表示感谢，因为“总统让中国的工程师修了公路”。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的第一个自贸区瓜达尔港，中国项目的进入大大加快了当地的发展速度，他们希望把这里建成“巴基斯坦的深圳”。在当地人眼中，“中巴经济走廊”不仅仅是连接两国的一条跨境通道，更承载着巴基斯坦人民谋求发展的强烈愿望。
“一带一路”建设催生的发展故事，正在沿线国家处处开花。3年来，从成立丝路基金，到筹建亚投行；从“一带一路”共建愿景和行动文件发布，到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步入务实合作阶段。东西方文明汇聚的沿线各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这一有力纽带，实现共同发展，为当代世界贡献更多经济机遇与文明样态。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条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正在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同和参与。
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也是消除误解、求取共识的关键。“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国际上还有一些人士存在疑虑。比如，“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否充分，中国有没有能力处理好与沿线众多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是否借此转移低端产能，等等。对于这些问题，3年来的发展已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一带一路”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等市场机遇，既带动了沿线发展中国家，也为发达国家提供商机。同时，中国也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丝绸之路”、突出生态文明理念，确保“一带一路”项目给当地国家带去先进、绿色的产能和技术。
回顾全球史，从泉州、广州、西安到撒马尔罕、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再到安特卫普、威尼斯，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一座座历史名城早在公元1500年以前，就以驼铃和风帆、港口和集市唤醒了这片古老大陆的勃勃生机。如今，“一带一路”覆盖了约44亿人口，辐射了约22万亿美元经济总量，这片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全球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域，将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续写欧亚大陆的历史与荣光。中国也将和沿线国家一起，致力打造共同发展、共谋繁荣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8月22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女排逆袭”展现精神的魅力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赞美这精神、弘扬这精神，挫折中前行、不磨灭初心，未来再远也终将抵达
这是“逆袭”，更是“进击”。
中国女排的里约之旅，在北京时间21日上午以一枚金牌画上圆满句号。小组赛接连失利，跌跌撞撞才晋级；交叉赛越战越勇，一路拼搏终夺冠。正如美国媒体的评论：中国队证明重要的不是怎么开始比赛，而是怎么结束比赛。
“一个球哪怕你接不住，也要拼尽全力冲过去”，这是老女排留下的遗产；“打一分算一分”“一分一分咬下来”，这是新女排写下的精神。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奋斗，才弥足珍贵。曾振奋整个国家的中国女排，再次用一次跌宕起伏的夺冠，振奋了我们的精神。
有人说，中国女排从来没有过“统治地位”，几乎每一次夺冠都靠艰难的拼搏完成。而在最困难的时刻，呈现出最顽强的精神，或许就是女排精神的实质。这恰如郎平所言，“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
竞技体育本来就不仅是身体、技巧的比拼，也必然会包含“精神力”的较量——有赛场上对胜利的强烈渴望，更有赛场外向着梦想默默的坚持。郎平说，“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的确，“女排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强化训练、一点一滴的艰辛付出凝铸出来的。有记者就观察到，女排队员在训练局很少能碰到其他运动队吃饭，因为来得最早、练得最久、结束最晚。
无论赛场成败，女排精神一直都在。从上世纪80年代“五连冠”，到成绩滑坡陷入低潮，“两起两落”却始终目光坚毅看着前方。从起步到巅峰，从巅峰到低谷，从低谷到崛起，从崛起再到巅峰，张蓉芳、梁艳、冯坤、赵蕊蕊、惠若琪、朱婷……输过赢过奋斗过，哭着笑着坚持着，30多年来，这支队伍用一次次的拼搏展现体育的本质，让人看到了不畏竞争、永不言败、执着坚持的精神魅力。
今天，我们正需要重新叫响“女排精神”。从个人看，有机会、有舞台，但也只有一步步地往前走，才能收获梦想；从国家看，发展不易，前行维艰，中流击水之时，更需要鼓起精神、振奋意志。无论我们走了多远，无论我们怎样改变，那种理想主义不能丢，那种创造历史的精气神不能变。正因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赞美这精神、弘扬这精神，因为只有有了宝贵的“精神力”，才能写下更灿烂的诗篇。
没有一场胜利可以唾手而得，没有一个冠军无需风雨洗礼，恰如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而是会“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但是，挫折中前行、不磨灭初心，未来再远、梦想再大，也终将抵达。
8月23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让“清流”浇灌电影市场
好作品绝不会是一张“画皮”，不管什么时代，无论什么题材，说到底还是“内容为王”
憨态可掬的熊猫在暖阳里慵懒地嚼着竹子，俏皮灵活的小金丝猴悠荡于茂密丛林……最近，一部名叫《我们诞生在中国》的电影，在暑期档中杀出重围。
没有宏大的场面，没有奇炫的特效，没有云集的明星，这部电影以纪录片形式，讲述三种动物的成长与生活。这样一部“冷门”电影，与热腾腾的“大片”相比确实不够夺目，然而靠着观众口碑和票房预期，却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实现了排片量的逆袭。
口碑，来自影片的质量。精致的镜头语言，呈现多样壮美的“生态全景”；“萌萌哒”“帅帅哒”的动物，触动观众柔软的内心。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有“价值观”的电影。熊猫“美美”渴望爬上树顶来证明自己的独立长大，金丝猴“淘淘”被父母冷落离家出走又重回家庭，雪豹母亲“达娃”为子女拼死掠食最后悲壮死去……动物的抉择与烦恼、关爱与疏离、背弃与坚守，引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深思与自省。光影交替背后，能看到制作团队的诚意与用心，也自然会真心点赞。
当下中国的电影市场，10亿票房早已不是神话。然而，不少电影人笃信“吸睛”就能“吸金”，无所不用其极。将客串的演员宣传成“领衔主演”，用俊男靓女糊满整个屏幕，特效没有节制且全无意义，观众吐槽不如多花“五毛钱”请编剧……貌似“大片”扎堆，实则“蜻蜓点水”“雁过无痕”的多，能够产生广泛社会影响、既有好口碑又有好票房的，屈指可数。
电影是工业时代的消费品，讲求经济效益，追求投资回报比，无可厚非。不过，“套路”太深，却容易把自己套住。缺乏原创、粗制滥造，觉得市场运作就是一切，觉得明星出演就能成功，这样的反例已经太多。相比之下，《我们诞生在中国》回归题材、雕琢细节，虽无熠熠星辉，却也十分感人。其实，艺术作品不只是娱乐工具，优秀作品莫不有着浓厚的人文情怀。《可可西里》用悲壮故事展现人类保护自然生灵的坚持和决绝，《钢的琴》用略带幽默与辛酸的故事讲述普通人如何面对被锁定的命运，《推拿》以盲人的世界隐喻人心与人生的困境……不管是对社会暗角的观察、对现实情况的关注还是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好作品绝不会是一张“画皮”。“空口袋立不起来”，不管什么时代，无论什么题材，说到底还是“内容为王”。
其实，内容和形式也好，拍摄和宣传发行也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好，都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2014年国产电影《亲爱的》，聚焦打拐和寻亲的严肃主题，众星云集的阵容，讲述关于亲情、关于家庭的感人故事，让影片收获了美誉度，也收获了不错的票房。其实，从《心迷宫》到《山河故人》，从《烈日灼心》到《师父》，很多质量颇佳的电影，虽然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也都能通过市场收回成本、实现盈利。这些作品就像是一股沉稳的“清流”，讲品位、重艺德，观众会不吝掌声，市场也会给予回报。
好的作品多了，观众才会更懂得欣赏；观众更懂得欣赏，则会催生更多好作品——这是良性循环的逻辑。而一味放任低端供给，难免会形成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期待《我们诞生在中国》以及其他好电影，既为结果也为过程，以“清流”浇灌更好的市场、涵养更好的作品。
8月24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读懂“不愿父母探望”的尴尬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朋友远道而来，尚且不亦乐乎，何况父母。然而，现在却有一些年轻人不欢迎父母来探望，让人讶异。日前一项调查显示，48.0%在外居住的受访者表示，不愿父母来探望自己，其中，8.3%的受访者直言“非常介意”，最大的原因，是没时间和精力陪父母。
对个中缘由稍作思量，亦可释然。这些年轻人并非拒绝亲情，更非厌弃父母，只是爱得辛苦。无论是没时间和精力陪父母，还是不想让父母担心，乃至不想让父母辛苦，哪一点不是浸润着浓浓的孝意？不愿父母来探望，不是因为家庭出了问题，而是说明出现了家庭问题。它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折射出流动时代普遍的精神生活问题。
我们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一大特征是人口流动迅猛，前所未有。权威统计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2014年年末达到2.53亿人。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将增至2.91亿，这意味着，我们的身边，将有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某种程度上讲，这一代人是毫无疑义的“漂一代”。只要出现人口流动，就可能出现父母、子女天各一方的状态；只要一家人不能长相聚，思念便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父母探望子女、儿女常回家看看，也是必需。
哪个游子不想承欢膝下？哪位老人不盼天伦之乐？多年前，一曲《常回家看看》，风行大江南北，唱得游子潸然泪下，唱得老人热泪盈眶，无非是拨动了人心中那根最柔软的琴弦。可惜，时空距离让亲情拉得悠长，让欢聚变得遥远。于是很多时候，团聚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然而，年轻人出外打拼的决心，也是这个时代推动的。无论谋生还是看世界，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自觉选择——曾有统计称，40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已占总流动人口的90%。在“悠然一暌阻，山叠虏云重”的现实中，我们剩下的选择是，如何平衡事业与亲情的“冲突”，又如何让相聚变得简单、让亲情流通更顺畅些。
取舍之间，颇多苦恼。如何兼顾，横亘不少障碍。既然没时间和精力陪父母，所在单位能否真正落实员工享受“亲情假”？既然租房居住不方便，城市廉租房的大门能否向流动人口更敞开一些？此外，父母无法陪伴孩子身边，还与缺乏制度兜底有关，比如就医报销极其不便。有人就感叹：“儿女在哪，父母在哪，父母在哪，家就在哪。但老人跟着孩子漂，一旦生病，就很麻烦。”当医保异地结算难题这样的痛点不断消除，享受天伦之乐的路障也就少了。
城市化进程不可逆，对人的接纳是这个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考验。“流动人口最初是劳动力的流动，接着是夫妻两个带着孩子流动，再往后是老人跟着流动。”这一迁移规律，包含着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方向。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不应把流动人口视为不速之客，而会尽量帮他们无障碍地融入城市。当家庭团聚不再是奢望，报得三春晖自然会成为普遍选择，而这正是人人都企望的时代进步。
8月25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女教师患癌遭开除，情理须有安身处
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除了要堵住制度上的漏洞，更应该注意校正现实生活中劳动关系的失衡
23日，近期引发强烈关注的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开除患癌女教师刘伶利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当事双方达成和解，校方恢复刘伶利的公职，向其父母道歉，给予丧葬抚恤金、补发工资，并赔偿50万元。
这件事情虽然告一段落，但“女教师患癌遭开除”的余波尚未平息。
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校方的行为被披露后，即引发了网民的群体性批评，指责用人单位“无情无义”的跟帖或评论数量巨大。一位年纪轻轻的女教师，在患上癌症、最需要帮助的时刻，被学校开除且断了医保，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何况，学校本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该如此无情。
当然，也有许多熟悉劳动合同法的人指出，在劳动关系的处理上，法律首先应被尊重。解除劳动合同，其实是劳资双方共有的权益。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患病在规定的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工作的，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毕竟，不是所有的用人单位都有财力对所有病患完全兜底，保障企业合法的用人自主权，才能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人才市场。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是严格按法律规定处置劳资争议，固然并不违法。但法律只是底线，不违法并不等于就“名正言顺”。毕竟在法律之外，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约束同样重要。用人单位如何对待患病的员工，有着远超出法律之外的多重意义。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如果冷冰冰地“依法”办事，损害了职业共同体的情感期待，也会影响用人单位的凝聚力，甚至破坏社会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围绕此事的网络舆论，大致展示了中国社会在劳动关系上的多数共识和道德底线。对陷入困境的人无动于衷，乃至让对方陷入绝境，是会被唾弃的，何况是自己的员工。事实上，过往的案例证明，用人单位如果以“合法”为由挑战这条道德底线，都是不明智的。
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并未以超过医疗期的名义起诉来解除合同，而是以刘伶利等人“连续旷工”作为开除的理由。尽管一审、二审法院都未支持这一事由，但刘伶利的胜诉，并不意味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法律条款不存在。员工一方在这起诉讼中之所以获胜，是因为有足够的证据让“兰州交大博文学院亦认可”是请假而非连续旷工。否则，遇上用人单位“不认可”甚至“死不认账”，而员工又拿不出有效证据，那么患病员工就有可能处于不利地位。
这也许是“女教师患癌遭开除事件”更值得关注的地方。事实上，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除了要堵住制度漏洞，更应该注意校正现实生活中劳动关系的失衡。23日，媒体又曝出，兰州交大博文学院去年还曾以“考核不合格”为名，开除了一位身患肝血管瘤的女教师。仲裁和诉讼均失败后，兰州交大博文学院仍长期拒绝履行生效裁判。这些事件无不证明，捍卫一位劳动者的尊严，一方面要用足法律手段，同时也不能忽视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兜底功能。
尽管劳资之间的有情有义，从法律上讲只是一个期待而不是强制性义务，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法定程序不容绕道，法律底线不容突破。给劳资争议足够的说理空间，也给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留一些余地，于企业、于员工、于社会都是有利的事。
8月28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激活实体经济这池春水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是当务之急，但涉及面广，必须找准突破口，下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步先手棋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推出八大方面30项降成本的组合型举措，受到企业家的普遍欢迎。有企业家感慨，“这是给冬泳的中国实体经济，除了水草，卸了沙袋。”
这几年，实体经济的日子不好过。从市场层面看，诸多行业不景气，产能过剩引发价格跳水，在珠三角，一些工厂还存在这种情形：接订单只是为了维持工厂运转；从发展预期看，做实业的企业主信心不足，有些人开始逃离，某老板关闭工厂买4套房，还感慨没买更多……
降低实体经济的企业成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不仅关系到企业的运行效率、盈利能力，更关系到投资者对实体经济的关注程度，需要企业和政府手拉手发力。事实上，许多企业也一直在努力通过创新升级来摆脱困境，无论是精益管理，还是机器换人，可以说是一分钱掰成八瓣花，能抠的、该省的、可降的，都做了。不过，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降成本的空间有限，以创新来摊薄成本的时间较长，还不足以应对当下的被动局面。正因此，国务院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打出的组合拳，无异于雪中送炭。
事实上，在降成本的两翼中，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大。企业成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只能由“看得见的手”来调整。例如，修改政策法律才能调整的“五险一金”缴存比例等“法定成本”，靠制度改革才能降低的审批、认证等“制度成本”，以及靠严惩贪腐才能肃清的“吃拿卡要”等“隐性成本”，这些都是企业说了不算、想降难降的“支出项”。
降成本意味着利益再分配，落到执行层面，可谓难上加难。比如，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动的就是某些行政机构和“红顶中介”的奶酪；再如降低电力成本，不仅是电力企业与用电企业的利益博弈，还涉及用电企业在“抢吃螃蟹”时如何重分蛋糕。没点“勇于涉险滩、敢啃硬骨头”的精神，是不行的。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是当务之急，但涉及面广、战线很长，必须找准突破口，下好先手棋。和各种显性成本相比，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尤为重要。它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关涉企业负担也左右经济效率。更多情况下，制度交易高成本对企业运行效率的影响，可能比负担还要严重，伤害还要大。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不下来，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可能会变成一句空话。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就表示过，不要给钱，我们也不要扶持政策，我们要的是一个公平、透明、平等的环境。给了这个环境，我们会做得更好，比给钱更好。从这个角度看，降成本的关键，是让“看得见的手”习惯换手、缩手、放手，该放的落到位，该管的严起来，从而释放市场活力。
降成本，是一场逆势而上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忘记初心，即以深化改革的力度来成全企业得实惠的强度。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文件，中央为实体经济减负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一些地方也有许多探索，关键是在具体执行中不出方向性的偏差。政策从中央到基层，也有个“传达成本”。若是大而化之，层层递减，就会沦为“政策白条”，让企业空欢喜；若是过度解读，逐级加码，又成了“干预市场”；万一打着改革旗号搞利益捆绑，演变成给个别企业、个别行业“吃偏饭”，那更是偏离了初衷。如此重要的任务，不妨也建立督查制度，尝试评估反馈，降到位的奖，降不到位的罚。
无论到了哪个阶段，实体经济都是竞争之本、发展之基。如何把社会资本请回来，把信心找回来，主要看降成本的成效。当改革的步子实起来、快起来，不仅能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利润空间，也可以为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的孕育赢得主动，让实体经济这一池春水更快活泛起来。
8月29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终身追责，建立国企决策硬约束
建立终身追责制度，是让国企投资经营更守规矩，并非要求每一笔投资都稳赚不赔、每一项决策都有先见之明
防止决策与责任的脱节，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一环。过去，一些国企投资出现巨额亏损，却往往谁也不用负责，让人心疼。这种情形有望得到遏制。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在国企发展历程中首次提出“实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终身”二字，体现了监督决心，也充满了震慑力量。
出台终身追责制度，针对的是国企决策方面的约束失之于宽。《意见》中列举的九大方面54种情形，都是过去长期发生甚至比较严重的方面。比如，审计署2014年发布的11家央企的审计公告显示，上百亿元投资亏损中，不少看上去十分“任性”，有的企业借给民企20亿元买矿、次年再花40亿元高价回购；近几年，国企走出去步伐加快，大手笔“买买买”，然而不少项目转眼却成了亏损黑洞，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投资打了水漂；还有一些国企，只关心负责人任期内的营收数字好不好看，不切实际追求规模，加剧产能过剩，最后滋生一批僵尸企业。问题是，亏损之后，许多决策者只要换家企业、换个岗位就可卸责，有些甚至留在原有岗位继续发号施令。要遏制违规经营、盲目投资、暗箱操作、转移资产等痼疾，提升决策的规范性势在必行。
此次《意见》犹如给经营投资决策开列了一张“负面清单”，意味着国企负责人决策时就得掂量责任的问题，无论是否离开企业，都无法推卸应负的责任，不能把亏损包袱甩给国家，抛向社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有助于解决国企投资短期化的问题。终身追责，对国企决策者是一种提醒：投资不能只看眼下赚不赚钱，哪儿热闹就往哪儿扎，更要关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有人担心，终身追责制度也许能管住拍脑袋决策，却也可能让人不敢拍板，助长“宁可错过也别犯错”的想法，如此一来可能会捆住企业的手脚。这显然是种误解。
首先，追责范围比较明确，损失认定方式、处理规则，也比较明晰，对执行中带来“误伤”已有防范。
其次，追责的指向主要是违规行为。具体说来，主要指经营管理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管理规定、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造成国有资产较大损失的情形。只要企业决策制度完善，决策从头到尾依程序而行，该论证的论证，该评审的评审，该集体研究的集体研究，如果出现因为市场环境、行业周期的变化而致亏损或效益不佳，则不必过于紧张。市场竞争有盈有亏，乃是常理。建立终身追责制度，是让国企投资经营更守规矩，并非要求每一笔投资都稳赚不赔、每一项决策都有先见之明。
此外，新一轮国企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靠某一项改革包打天下。有的改革举措重在约束，如此次出台的终身追责制度；有的重在激励，如前不久出炉的国企员工持股试点；有的重在加强监管，如去年底公布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有的重在赋予企业活力竞争力，如推进混合所有制、授权董事会等。每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影响，同时又需其他改革予以支撑。多项改革的统筹推进、良性互动，将更好地解决国企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
终身追责制度，不仅为国企经营投资决策划出了“红线”，也将成为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安全线”。在激励中奋发前行，在约束下规范发展，国企才能真正做强做优做大。
8月30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消减财政事权模糊地带
治理末端的许多问题，必须回到财政事权划分的源头去厘清，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达成广泛共识，才能在实践中形成各负其责的局面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政府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和保障。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从政府公共权力纵向配置即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角度，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为央地财政关系调整作出了总体部署。
理想的财政事权匹配，是能确保“有多少事、花多少钱”。然而，过去，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还不够明晰，存在不少模糊地带。一种情况是资源错位，一些本应由中央直接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一些宜由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过多；另一种表现是职能重叠，不少中央和地方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交叉较多；还有一种缺陷，是政府定位不清，一些本可由市场调节或社会提供的事务，财政包揽过多，而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又承担不够。责任划分不尽规范或缺乏法律依据，带来了财政支出的混乱，影响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并形成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死角。
这些“模糊”最后都反映到了执行层面。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市长就表达了这种无奈：一个市长一年要签多少责任状？医疗、卫生、文化、保障房都有约束性指标，任务繁重，但地方财力有限。为了解决“钱和事不对等”的问题，实践中又形成了新的不规范甚至扭曲的现象。比如，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央财政转移，许多地方拼命“跑部钱进”；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各项考核任务，采取“卖地财政”等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更有甚者，搞一些名不副实的政绩工程，只求表面过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央地财政事权改革对其他改革影响深刻，具有纲举目张的基础性作用，更像“改革之改革”。比如，义务教育全免费已经实现，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公平正义提出新的要求，但新的均等化诉求谁来满足？流动人口日益增加，跨省医疗费用结算的呼声日渐高涨，如何构建全国性的结算平台？如此种种，都在呼唤财政事权的匹配程度进一步优化。因为，治理末端的许多问题，必须回到财政事权划分的源头去厘清，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达成广泛共识，才能在实践中形成各负其责的局面。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只是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的界限，更重要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相对于“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保障地方履行财政事权”而言，“减少并规范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事权，建立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可能需要更加重视。过往的实践证明，谁都能管的争议地带，容易陷入“有钱都想管、无钱都不管”的尴尬。让以往“九龙治水”的治理事项，能分解的尽量分清责任；无法分解的，至少定出一个权责配套的议事原则，有利于通过追责来促进各级政府更好履职尽责。
无论什么改革，都必须追求权、责、利相统一，才会有确定性和稳定性。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沿着规范化、法治化的方向，根据客观条件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一个符合规律又独具特色的央地财政关系调整方案，就能在中央和地方的有效互动中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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