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时事评论：早教乱象折射育儿焦虑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时事评论背景：            　           

       有南京媒体近日调查发现，当地早教机构众多，乱象丛生，从业者近三成无证，经过短暂培训就匆匆上岗。大多数早教机构采用先收费后上课的模式，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的学费远远超过普通大学一年的收费。

时事评论观点：   

       据统计，超过半数的早教机构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时，将公司类型选定为“教育信息咨询公司”，不在教育部门和卫计委监管范围内。而工商部门只能对早教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对教学内容、师资和环境等鞭长莫及。早教机构游离于监管之外，加剧了市场乱象，老师没有相关学科背景，课程安排缺乏科学性、系统性，交了费用无法退还，无法兑现报课之初种种承诺，甚至早教机构卷钱跑路的情况时有发生。

　　 早教有没有必要？国内外大量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早教是否等同于早教课，是否必须在专门机构中进行，却没有一定之规。把几个月大的孩子圈在装修华丽、设施高档的房间中，由所谓“老师”带领家长玩一些游戏，这样的早教并无太大意义，有些甚至扭曲了儿童早期教育的本质。

　 　然而，早教的宣传实在太诱人。无论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早教银行论”，还是“皮纹测试”“捕捉婴幼儿敏感期”等概念，都让不少家长摸不着头脑，一头雾水地拿出了钱包。以“捕捉婴幼儿敏感期”为例，有“专家”宣称，孩子的发育成长存在若干个对外界事物的敏感期，进行一定的强化训练和刺激引导，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科学理论”，击中了很多年轻家长的心——“哪儿有老师教，赶紧去学”。

　 　殊不知，这些西方的育儿理论很多仅仅是实验数据和理论猜想，从来没有离开过实验室。似是而非的理论成为国内早教机构赚钱的“法宝”，折射出中国家长的育儿焦虑：一些家长由于工作压力大，平时照顾孩子的时间少，于是把教育孩子的希望寄托于早教机构；一些家长自己的生活能力就较弱，缺乏育儿经验，在盲从与无措中，以为花钱上早教课就能接受专业指导，免除自己的育儿焦虑；一些隔代长辈出于补偿心理，希望孙辈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愿意花钱让孩子上早教课。面对巧舌如簧的早教机构，很多家长乖乖奉上了自己的金钱和时间，非理性乃至盲目的需求客观上促成了这个上千亿元规模的早教市场。

　 　为人父母是世界上最复杂，却也是最美妙的课程。从家庭开始，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用心、用爱、用时间陪伴，配以科学合理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早期教育活动。盲目超前的小学化、幼儿园化教育，有害无益。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摸清新家底才能精准支农惠农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时事评论背景：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月已正式启动，农业普查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这项旨在全面了解“三农”发展变化情况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将摸清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新家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时事评论观点：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2006年底，我国开展了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通过普查，我国摸清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情况。家底摸清了，这为过去十年来中央科学而精准地制定“三农”政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年过去，我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绩，农村展现出日新月异的新面貌，农民生活也发生了许多新改变，农村土地流转、农业生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等新情况不断涌现，“三农”问题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全国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消除贫困的关键时期，做好“三农”工作，更须紧紧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抓紧研究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真正了解“三农”的基本国情，通过每十年一次的全国农业普查，准确把握“三农”发展变化状况。

　 　从国际上看，农业普查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基本农业统计调查制度，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定期进行农业普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开展好农业普查，是全面掌握“三农”基本情况、科学制定农业农村政策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不仅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也将对世界农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此次国家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将更加客观全面地获得农业、农村、农民的基础信息和最新情况，为农业生产经营者、科研机构和社会公众提供翔实的“三农”资料信息。有了这些一手材料和基础数据作支撑，我们研究“三农”问题就有更加扎实的基础，制定“三农”政策就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实现“提升农户和农业企业生产经营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目标才有更有力的保障。

　 　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要摸清“三农”新家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对我国所有的农业经营单位、农业经营户、行政村和乡镇进行全面调查，涉及3万多个乡镇、60多万个村委会、2亿多农户和300多万个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普查对象众多、居住分散、流动频繁，同时要克服和处理好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公民和企业更加注重保护隐私和商业秘密等普查难题，任务十分艰巨复杂。

　　 因此，要做好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现场调查登记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必须迅速行动起来，精心进行业务准备。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三农”普查的总动员，把普查的意义讲透，把普查的法律讲到，把普查的政策讲清，让更多人认识到开展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提升广大群众参与普查的积极性与热情；其次，要充分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手段，运用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利用互联网对普查数据进行联网直报，全面提升普查的工作效率、数据质量和服务水平；最后，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也应充分履行好各自的职能，奋力拼搏，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入世”十五年，市场已认可我们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2001年12月11日，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天的许多报纸，除了表达激动与兴奋，还有担忧与忐忑之情。加入世贸组织，把中国带入庞大的全球经济体系，也开启了中国全面开放之路。15年倏忽而过，“与狼共舞”的中国，今天不仅成长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并且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捍卫者、改革者、领导者。

时事评论观点：   

       15年间，“入世”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对市场的拥抱，以及市场对中国的认可。据中国复关及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相关谈判时，从美国到欧洲的每一个代表都逼着中国人“承认”自己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在对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上不断深化，正是中国践行市场经济道路的最好例证。

　 　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信守条约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本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方面发展尚不成熟，接轨的阵痛可想而知，但中国在履行承诺方面堪称表率。2002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全面下调关税，到2010年1月1日，关税总体水平由此前的15.8%降到9.6%，所有产品的降税承诺履行完毕，甚至还逐步取消了400多项非关税措施；贸易投资方面，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过渡到“登记制”，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在华设立代表处，外资银行可以向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人民币业务……如果说中国企业15年来经受住了“与狼共舞”的冲击，中国市场和政府也经受住了“引狼入室”的考验。可以说，在接受国际规则、融入国际秩序方面，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典范

　 　随着市场准入与开放程度显著提高，机遇与发展也因此不期而至。“入世”15年，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约7.6倍，进口额增长了近6倍，从世界第六大贸易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需求”愈发显得耀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已经连续3年高于GDP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逐渐提高。2015年中国出境人数为1.2亿人次，境外消费高达1.5万亿元人民币。而201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超过13%，堪称世界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客观全面地观察，就能看清楚中国对全球贸易的贡献。世贸组织对中国的第六次贸易政策审议刚刚结束，增速有所放缓的前提下，中国改革步伐依然蹄疾步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放新举措、“一带一路”倡议、自贸试验区探索等，都得到了成员的高度肯定。特别是2016年，在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无论是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推动《贸易便利化协定》早日实施，中国为多边贸易体制建设提供的领导力有目共睹。

　 　不久前，中国企业家郭台铭以“为您生产iPhone的那个人”为名，给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写了一封信，详细分析了在全球市场的配置下，实干的企业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秘密。走过15年，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世贸组织规则里并没有关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和判定标准。这个概念肇始于冷战时期，起源和存在于个别成员的国内法中。从海尔到海信、从联想到TCL，从华为到大疆，15年间，不少默默无闻的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摔打成了世界品牌，市场已经给了他们应得的地位，再想把市场贴上的标签撕去，不仅违背世贸组织的规定和精神，也违背市场规律本身。正如中国企业家所说，您打算建造的那堵墙，总要有人为此买单——“这个人一定不是我”。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校园欺凌，不是“过分的玩笑”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十年前的今天，我拼着命生下了儿子； 十年前的今天，儿子拼着命来到我身边。每对母子都是这样拼着命才能相见，可是我却没有保护好他。”这样的文字让每一个为人父母者读来动容。虽然事情的具体细节还在核实，但校园欺凌的话题，再一次引发了社会的集中关注。

时事评论观点：   

       不久前，陕西省蓝田县一个初中女孩因被嫁祸“在其他宿舍偷钱”，留下字条后离家出走；16岁的福州永泰县东洋中学学生小黄遭同班同学围殴至脾脏严重出血……屡屡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暴露出学校、老师、家长、孩子等各方面的应对和处理能力依然严重不足。的确，《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发布刚一个多月，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各方面认真消化落实。校园欺凌，决不只是一个“开过分了的玩笑”。目前可以说，事件的有效预防，事件发生时的及时、妥善处理，事件发生后的惩戒和科学教育，都还十分缺乏。学校及整个社会对于校园欺凌的危害性和应对方法，亟待在深层认知上提高。

　 　校园欺凌事件中，对受害者的界定，是一个需要审慎打量的命题。

　 　显见的自然是受欺凌者，如果长期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下，受欺凌者会遭遇严重的心理创伤，而这种伤害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心理治疗和干预，往往会延续至成年后，影响当事者一生的性格发展和身心健康。

　 　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受害者还包括那些施暴者以及看起来与事件不直接相关的学生。规则和秩序对于社会组织的构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良好的规则与秩序，施暴者会变本加厉，本无意施暴的人也可能最终滑向另一端。换言之，校园欺凌事件中，其实没有旁观者，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每个人都会成为秩序构建的一部分。

　 　这就需要教育主体，尤其是学校努力做到将学生放在教育的中心环节，用心关注每个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品格养成。学校应当建立完善的校园欺凌预防、干预和处理机制，关注每个孩子的不寻常表现，做到事前早发现，尤其是纠正部分孩子“欺凌行为是可以容忍的”“未成年人不需要担责”等错误认知，从源头上遏制校园暴力事件发生；事中及时处理，不让欺凌和暴力现象躲过各方视线；事后对施暴者进行必要的干预、惩戒和教育，促其行为转化。同时，要用心开展超越知识层面和技能层面的人文教育，开展有尊严、有温度、有质感的教育。

　 　校园欺凌事件之所以成为频发的“世界性”社会问题，有其复杂的成因，干预的尺度也不易把握。这就更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各界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承担起预防校园欺凌的责任。

　　 一方面，从根本上认识到欺凌事件的深层次危害，及时干预任何欺凌和暴力行为，尤其不能纵容甚至包庇。另一方面，应该以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更好的人为出发点，坚持宽容而不纵容的教育方向，给施暴者以改正的机会，特别防止“贴标签”的行为。同时，当事方的反应、媒体的事后报道，也要格外注意尺度和方式，避免校园暴力扩散成网络欺凌，给受害者带来二次伤害。

　 　教育的实质，就是用心灵影响心灵。老师、家长与学生之间，从内心深处尊重彼此、珍视彼此，校园才会真正成为被美好和希望浸润的地方。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让个案公正推动法治进步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对“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系列案件公开宣判。这是近期经由最高法之手，又一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司法个案。

时事评论观点：   

       根据最高法判定，争议商标“乔丹”的注册损害迈克尔·乔丹在先姓名权，违反商标法，应予撤销，撤销一、二审判决，判令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裁定。法院同时认定拼音商标“QIAODAN”及“qiaodan”未损害乔丹姓名权。判决详细阐述了姓名权保护的理念、商标权与在先权利冲突处理的基本原则，外国人姓名权保护、姓名拼音保护的主要依据等基本问题，可以作为处理此类争议的范本。本案的判决结果，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形象，对于净化商标注册和使用环境，彰显诚实信用原则，平等保护中外产权人合法权益具有深远意义。

　 　与抽象的法律条文和司法政策相比，个案的判决更能让公众认识司法、了解司法和信赖司法。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浙江张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勾勒出了一幅幅法治中国进步的生动图画，诠释了法治、人权、公正、秩序在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价值互补和利益平衡。一个个鲜活的个案，就是一部部生动的法律教材。“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无论是呼格吉勒图案中的真凶再现，还是聂树斌案件中的疑罪从无，再审改判之路的确并不平坦，其中既有诉讼程序和证明规则的技术性制约，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在理念、态度和工作机制上尚有诸多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每一起冤错案件的纠正，都会成为人民群众认识法治、感受公正最好的素材。人民群众有理由相信，正义可能迟到，但正义绝不会缺席；只要依法纠错的程序不搁置，正义就永远不会休眠。

　 　个案不仅能彰显法律的精神，更能展现司法的智慧。“乔丹”商标争议案的再审判决，反映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鲜明态度，也折射出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有法必依、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坚定信念。“计利当计天下利”，面对中外当事人对“乔丹”商标注册行为的争议，中国法院坚守了公平正义的司法底线，弘扬了诚实守信的核心价值，亮明了平等保护中外产权的裁判理念。“乔丹”商标争议案的裁判结果告诉我们，有一个大国的胸怀，才能拥有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世界。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聂树斌之母长达20多年的申诉之路，换来了一份沉甸甸的无罪判决。美国篮球明星乔丹在历经申请撤销、一审、二审等法定程序后，最终拿到了一份承载着公平正义的终局判决。这些再审改判的个案，实际上是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深化司法改革的必然成果。没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疑罪从无的理念就很难落地生根，聂树斌案件的纠正可能还需要漫长的等待。如果不能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保护知识产权法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没有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大国胸怀，中外平等保护就可能仅仅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一句口号。

　　 个案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最大限度地防止司法不公和冤错案件，需要在每一宗个案裁判中捍卫公正、引领价值，真正作出无愧于法律、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判决，让一个个充满公正、智慧的判决，成为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重要力量。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依法环保并非软约束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全国多地又陷入重度雾霾。蓝天碧水的希冀，法治生威的呼吁，总是在这样的对比时刻更显强烈。依法治理环境，是摆在各级政府，尤其是环保部门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时事评论观点：   

       然而，有的地方作答认真，有的地方却开着小差。以环保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为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然而，这一法条的落实不尽如人意。目前仍有北京、天津、上海等13个省区市政府“按兵不动”。

　 　报告或是不报告，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动作，而是法定义务。有人说，环保部在今年4月已“面呈答卷”，起到了表率作用，各地应效仿。其实不然。既然各级政府定期向人大报告环保工作情况已经明确为一项法律条款，就必须依法办事，这是法治的硬规定而不是“效仿”的软要求。由此而言，一些地方不报告、不说明、不解释，暴露了环保法治意识的淡薄。

 　　而这种“淡薄”也反衬出现实的骨感，诸如“发展有压力，环保如何填动力”“绿色GDP，还是GDP一片绿”的两难。这主要受制于两种思维。一是“以罚代法”，用罚款取代环保执法，甚至有些地方把重污染企业视为“金主”，动用财政资金代缴罚款；二是“以拖代法”，对待环保督察认认真真、接受环保监督诚诚恳恳，整改落实则马马虎虎甚至推三阻四。如果不能在法律执行上、执行监督上给政府部门戴上“紧箍”，环境治理的法治化也容易沦为摆设。

　 　从这个意义上说，环保报告作为依法治理环境的制度性安排，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治理决心。这并非是说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意识到履行报告的义务，而是强调，不能因为当地环境治理没有明显改善或未能完成目标而不想报告、不敢报告。事实上，人大监督和依法报告是落实新环保法的“一体两面”，更是倒逼环境治理有效实现的法治举措，不能对法律规定视而不见，更不能患上“拖延症”。

　 　当然，向人大报告，不是形式地“走一遭”，而应深究能否经得起人大代表质询、能否有助于环境治理、能否把人大监督转化为治理动力。从根本上来说，环保报告制度不在于“形式”，更在于“行动”。焕发行动的力量，必须亮出法律执行的利剑，让环保法治理念变成生态保护的地方作为，而这才是看得见的治理。

　   政府依法，才能引导全社会形成遵法、守法、信法的氛围。一些地方政府不尽环保报告的法定义务，就相当于道路上同时亮起“红绿灯”，前进还是停车变得游移不定，将会影响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局。

　　 “什么是你们的义务？是时代的要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种要求是老百姓的心声，更符合时代的要求。从每级政府向人大报告环境工作情况开始，“依法”应该成为再普通不过的常态，这样，“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才是一片青绿。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让“空中航道”更加安全畅通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飞机出行，是现代社会人们出行的重要选择。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航班延误乃至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这让空管改革的话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据了解，中国民航首部《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前，中国民航局还通过了《统筹推进民航空管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相关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有望促进中国现代民航运输体系的完善。

时事评论观点：   

       “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推进空域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民航发展的基础性行业，空管是保障航空安全运行的中枢，直接影响着民航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当前，我国旅客和货物对公共航空运输的需求快速持续增长，飞机不断增加，如果空管体制机制不进行改革，就容易加剧航路上的拥堵，影响广大群众的出行。类似高速公路行车，航路是飞机在空中飞行应保持的线路，不能偏离。以京广高空航路为例，就是一条宽20公里、高度从8400米至1.2万米左右的空中通道。京广间的所有航班，以及从郑州、武汉、长沙等地至北京、广州方向的航班，从东北等地前往广州方向的航班，都要在这一航路上飞行。进一步保证空中交通的安全和效率，是我国空管改革的两大目标。

　　 就像公路畅通需要合理设置交通灯一样，空中交通也需要有序指挥。一旦起降飞机过多，进出港航路拥堵，为保证安全，管制员只能采取流量控制的方式延缓起降，如果遇到异常天气或其他情况，更是容易造成大面积延误。尤其在北上广等地的繁忙机场，管制员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压力。不久前“虹桥机场两机冲突”事件，某种程度上就暴露了当前管理中的一些漏洞。空中管制员是指挥空中交通、维护航空运输安全的特殊职业，在当前我国飞机流量激增的情况下，管制员的工作强度类似于同声传译，高压力高强度。确保“指挥系统”安全高效，改革需要坚持向一线倾斜、向基层倾斜、向技术倾斜，凸显一线管制员的岗位责任，增强基层员工的改革获得感。

　 　和很多行业一样，民航业同样面临信息公开的问题。一些航班延误事件中，之所以旅客不理解，乃至酿成肢体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透明。空中交通管理安全缺乏明显的透明度，将直接影响公众对空管的形象评价。客观而言，航空运输是一种具有良好安全记录的运输方式，然而，由于一些地方的空管部门未能进行合法合规的信息披露和舆论引导，包括媒体在内的很多人对空中交通管理知之甚少，致使在关于航班延误和安全事件中，出现了很多负面评价，这是需要反思的。未来的改革中，在保证国家空防安全的前提下，空管行业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和公众进行沟通，提升行业透明度，进而提升自身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世界范围来看，欧洲的“单一天空计划”和美国的“未来一代航空运输系统”等，都在积极地建设新一代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就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努力追赶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现代化的发展脚步，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改革目前的空域管理体制，提高运输效率。未来，中国空域管理制度应实现军民航融合，建立更加灵活的空域使用制度，既促进商业航空发展，又满足国防需要，进而促进国家航空战略大发展。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摸准“懒汉心态”的病根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曾参加过一个山村发展产业的“院坝会”，扶贫队员、乡干部把村干部和群众找来，商量着种点啥经济作物好。此前，政府花钱把土地平整出来，如果不搞土地流转，还是一家一户种苞谷，既不划算也难脱贫。可是，一些群众却闷着不发言，心里有个“小九九”——种经济作物的新技术好学吗？收购、销售、加工谁来办？找来的龙头企业可靠不？

时事评论观点：   

       这里面有信任度不够的问题，也不排除部分群众有些“懒汉心态”。在扶贫工作中，这并不鲜见。易地搬迁，政策好处讲了多少遍，就是不为所动；干部送鸡送猪甚至下地干活，有些群众却袖手旁观；帮着联系好务工门路，不难不累挣钱不少，就是不上道。凡此种种，一些干部也深感“懒汉难扶”的无奈。

　 　“懒汉心态”要不得，但与其抱怨难帮，不如用心想想为何出现、如何解决。只有深入追问懒惰的病根，才能发现这些复杂问题背后的故事，进而找到治懒病的“药方”。其实，许多貌似不争气的懒惰，可能只是疑似、误解而已，要正确分析并想办法解开思想上的疙瘩。比如，常有些所谓的“懒汉”，面临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帮扶等情况时，不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换位想想，贫困户本就家底薄、基础差，突然面对房子、土地利用等调整，当属几十年都少见的大事，存在一些犹豫和怀疑在所难免。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懒汉”，而要耐心说服、积极引导，并注意办事方式的合理性和接受度。

　 　在云南偏远的贫困地区，有不少“直过民族”，新中国成立后从原始社会跨越几个社会形态“一步跨进社会主义”。他们受到历史条件、自然因素、发展方式、人口素质、文化心理等制约，可谓“综合贫困”。有些人不会说汉语，有些人看到外来人会跑开，有些人友善地递来的烤肉只有两成熟……让他们脱贫致富，是在做“几年跨越几百年”的事，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心态，如果不能历史地看待成因、现实地探索路子，感叹一句“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甚至简单地归因为“懒汉心态”，显然不够实事求是。

　 　有些群众看起来懒，是因为在生存环境、生活习俗、文化理念上存在不同。只要工作做得再耐心些、细致些，假以时日是可以改变的。云南临沧南美乡只用了三四年就判若两样：不少曾经害羞、懒散、茫然的拉祜族群众，在脱贫攻坚中完成蜕变新生，让人刮目相看。可见，扶贫中的“懒汉现象”，既不能简单归因、笼统对待，也不能心焦气躁、盲目判断，否则，因为工作不到位，一时见不到效果，进而怀疑帮扶他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有点过头了。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不仅要精准识别贫困户，更重要的是精准识别贫困成因，不搞一刀切，也不能犯急躁症。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尽量少返贫，无疑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对困难的估计应该更充分一些。只有从大局出发，以更大的理解、更多的耐心去摸清病根，对症下药，才能打赢“一个都不能少”的脱贫攻坚战。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虚拟时代”呼唤信息安全升级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有人说，互联网时代意味着隐私的终结。购物平台知道你每天买什么，社交软件知道你每天说什么，打车应用知道你每天去哪里……透明、开放，互联网在连接一切的同时，也把公民隐私暴露在阳光下。近日“700元购买全套身份信息”的新闻，再度印证了上述判断，令人震惊。公安部回应称将对此展开调查，但同时也表示，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时事评论观点：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信息安全的攻防战是一场长期博弈，在可预见的未来谁都难以完全做到高枕无忧。这很大程度上与网络技术本身的复杂性有关。犯罪分子的手法不断升级，寻找漏洞、更新技术，防御措施往往只能追在后面跑，甚至成为黑客的挑衅对象。近年快速发展的物联网，在给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黑客带来可乘之机，令人防不胜防。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有时是造福人类的创新成果，但一不小心，又会变为威胁安全的“技术黑箱”，亟待进行安全加固，为网络社会中的信息安全“上锁”。

　 　技术带来的变化，冲击着传统的信息安全观。如果说过去只要买个保险柜就能把个人信息锁在里面，那么今天，每一次浏览网页、每一次移动支付，都是把个人信息转化为电子数据，上传到第三方服务器上，私密性几乎无从谈起。面对不法分子花样翻新的犯罪手段，需要形成多部门、多主体参与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采取防御与出击相结合的保障策略。比如，在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搭建起了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平台；在执法方面，公安部门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6个月来侦破案件186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19名……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掌握海量用户信息、消费数据、金融数据的互联网企业，安全维护与管理的责任不容推卸。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网上网下要同心聚力、齐抓共管，形成共同防范社会风险、共同构筑同心圆的良好局面。转变传统的信息安全观念，需要各方合力，激发互联网时代每一位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今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强调，“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正是要培养起网络时代的安全意识，凝聚广大网民的智慧与力量。对群众而言，需要逐步升级信息安全意识，不能只习惯于保护实物信息，而对看不见、摸不到的数据信息缺乏敏感性，对网络上埋藏的种种隐患缺乏安全意识，从而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需要看到，即便在全世界范围内，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具有深刻的普遍性。从震惊世界的“棱镜计划”，到引发欧美法律界大讨论的“被遗忘权”，不断提醒我们，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一部分，守护网络安全疆域，与守护国家领土同样重要。未来，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维护网络空间安全以及网络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可靠性，提高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迈向充满活力的互联网时代，要求我们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全社会共同努力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消除安全隐患，让更加开放、便利的互联网真正成为时代进步的馈赠。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企业进学校卖千余台平板电脑，学校真的不违规？

 文章来源：新京报

时事评论背景：            　           

       近日，山东邹平县黄山中学推广“平板教学”引发争议。据当地媒体报道，黄山中学1600多名高一学生中，目前已经有1000多名学生交费购买平板电脑，总额至少280万元。

时事评论观点：   

       很多家长称，孩子一遍遍电话催，不情愿也只好交钱。而学校及教育部门负责人均表示，费用不是学校收的，而是企业派人进驻学校收取，收取的费用归企业所有，不算违规。

　 　很多人可能会有印象，当下的中小学校园实在是门禁森严。别说搞推销的闲杂人等，就是学生家长，非开放日也休想迈进“铁门关”一步。然而，在山东邹平县黄山中学，售卖平板电脑的企业却可以排闼直入，堂而皇之地向千名学生收取了“平板费”。

　 　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各种经销商均可喊一声“芝麻开门”，就想卖什么就卖什么?当然不是。校园的“生意”远没那么简单，即以“平板”而言，那是经过学校申请、教育局批准的独家生意。可见，权力才是真正决定企业能否收“平板费”的牵线人。

　 　事实上，与“平板费”一样，其他诸如教辅材料、各种培训班、兴趣班、校服等等相关“产业”，其准入权均掌握在校方及教育行政部门之手。正是因为权力打开了校园的铁门，才使得各种“生意”纷至沓来。

　 　至于那些费用究竟是学校收还是企业收，并无本质差别。这个时候，校方试图以不直接收费为托词，无异掩耳盗铃。企业都进校卖“平板”了，你们还说不违规?

　 　这样的撇清，非但不可能阻断公众关于校企之间存在默契乃至猫腻的想象，反而使得问题急转直下，演化为一次危险的公关危机。

　　 企业如何“攻下”学校和当地教育局,是否经过了公开的招投标环节、有没有广泛征求学生家长的意见……这些问题，都需要向公众回应。要知道，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中小学严禁向学生强制推销或变相推销教辅材料和其它商品，不得强制学生统一订购各种教辅材料、学具等。

　 　这不仅关乎为学生减负，也关系到教育产品的公共属性问题。如果听任教育部门的权力恣意冲撞、随意解释，则种种乱象必然会打着“为你好”的旗号畅行无阻，进而在加大社会成本的同时，加剧公众的不信任。

　　 并不是说学校不可以引进现代教育的技术，但如果不改变固化的教育理念，不祛除私相授受的利益诉求，则无论是平板还是投影，都不过是表面文章，不可能真正引领教育走向现代化。

　 　80多年前，山东邹平因为教育实践家梁漱溟先生在这里搞了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而为世人瞩目。其从农村入手、以教育和合作为手段的努力，影响深远。念及此，不免恍惚。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保外就医不能成贪官的“福利”

 文章来源：新京报

时事评论背景：            　           

       据媒体报道，2013年以来，江苏省检察机关对保外就医的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三类犯罪组织复查，逐人见面、重新体检、监督纠正了违法问题100件，徐国健、陈耀南、胡剑鹏、周秀德等4名厅级及以上干部，被督促收监执行。

时事评论观点：   

       不止是江苏，2014年中央政法委《意见》发布后，在陕西等地，一些“保外就医”的官员也被重新收监。

　　 “历史不忍细读”。细细翻看这些官员的“狱中风云”，绝对令人瞠目结舌。作为原省委常委的徐国建，原本判的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3名厅官也都是无期徒刑，然而，凭借着不明就里的“表现”，他们屡屡减刑成功，凭借着“保外就医”，重回自由之身，真正的狱中生活，不过区区数年而已。

　 　保外就医，原是一项富有人情味的制度设计，也是人本理念的直接体现。

　 　在刑事诉讼法第254条中，明确规定了，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监狱法》第25条、《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2条，则规定了无期徒刑以上也可以保外就医。

 　　具体而言，只要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具证明文件，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即可。

　 　问题在于，这样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并不能经得起冲击和考验。很多罪犯，尤其是官员，即便是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刑，也只要事先做点功课，捞到“减刑”资本，一旦进了有期徒刑“区间”，便可以堂而皇之地“保外就医”。徐国健虽说是被判了死缓2年，但执行刑期还不到8年，便已“在外就医”，简直比减刑、假释还“方便”。

　 　不过，指定医院的诊断证明，这对普通人而言，多少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但对于曾经手握重权的官员而言，这却不是多难的事情。

　　 最大的漏洞，其实还是出在“一支笔”上。定罪量刑由法院经复杂的审判程序作出，而保外就医的批准权，则握在了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手中。这些不是司法审判机关的职能部门，区区一个签名、盖章，便能将审判活动效果“打折”，俨然是“准裁判者”的角色。而相对简易的程序设计，也带来了被腐蚀和干扰的现实危险。

　 　如何才能避免“保外就医”的痼弊?关键须把好“立法关口”。

　 　通过法律修订、司法解释等途径，尽可能地堵塞制度漏洞。尤其是《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及附件《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26年前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很多地方已跟不上形势，亟待立法修缮。

　 　具体而言，应细化“标准”、提高“门槛”、拔高“等级”，明确规定非特定犯罪类型、重刑没达到一定程度，方可“保外就医”;在医院诊断证明上，还应导入第三方复查机制，防止“一家独断”。

　 　当然，在审批层级上，也应构建公检法联审机制，而不是由公安机关“一锤定音”。

　 　当然，阳光是最好防腐剂。执行上“开放、动态、透明、便民”，“保外就医”才不会“雾里看花”，才不会被“歪嘴和尚念歪经”，才不会沦为少数官员的福利“后花园”。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感受中国经济的强劲脉搏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创下年内最高值，出口增速由负转正，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保持在5%以下的较低水平……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11月份的经济运行积极变化累积增多，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通过这样一份“月度答卷”，人们感受到中国经济强劲的脉搏。

时事评论观点：   

       对于普通人而言，宏观的数据可能略显隔膜，而“身边的经济学”，更能让人感知经济的温度。“有节过节，没节造节”。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天，“双12”的火爆，再次令外媒感慨中国人“买买买”的力量：近1000家大型购物中心、5万家超市便利店、55万家餐厅参加其中，参与商家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不少地方的超市、蛋糕店前早早就排起了长队，男女老少在互联网时代“赶集”……正如一位“双12”参与者所言，井喷的消费热情、火爆的“扫货”场面，即便商场外朔风凛冽，也难掩消费增长带来的暖意。

　 　不管是“线上为王”的“双11”，还是聚焦线下的“双12”，都是经济运行良好与否的“晴雨表”。是什么激活了“购物节”这一池春水？一位企业管理者的回答，或许可以作为答案：通过移动支付，平均可以为每位顾客节省8秒的结账时间。8秒钟看似不长，却意义非凡。相比以前，付款用现金、发优惠券靠小传单、办会员卡要随身带，如今，带着一部手机就可以“想购就购”。省时、便利、快捷，带来的是消费升级换代。可以说，消费市场红火的背后，其实是移动支付等互联网科技创新引擎的轰响。

　 　创新，不仅联通了线上线下，更在孕育新的人口红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观察，耐人寻味。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农民在种地之余纷纷“触网”，经营小微企业。这样一种现象，实际上意味着“农民的知识结构在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之一，那么时至今日，由知识更新带来的“新的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的底气所在。一家美国媒体如此提醒西方世界：廉价劳动力“偷走”美国人就业的日子，已让位于智能手机、半导体和自动汽车的设计创新，如今中国重心已转向创新和APP的“后沃尔玛时代”。这些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从“汗水型”走向“智慧型”。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一个地方的转型，值得深思。“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制约、交通不便利等诸多因素，一度经济发展在全国挂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谚语，形象地道出了发展的无奈。然而，借着信息化浪潮的契机，贵州却变劣势为优势，在大西南发展起了大数据产业，让大数据成为后发赶超的“助推器”。这几年，贵州的GDP增速更是持续跑赢全国水平，可谓“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弯道超车也好，抢占高点也罢，贵州的“逆袭”，正在于点燃了创新的“导火索”。

　　 中国经济的强劲走势，在国际上也赢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今年年初，多家国际机构还在表达对中国经济走势的担忧，而如今，包括摩根士丹利、渣打银行、穆迪等机构，却纷纷“翻多”，对中国经济前景普遍看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是在调低世界经济增速预期的同时，调高了中国经济增速预期。预期“反转”，折射的正是中国经济走势的强劲，以及外界对中国成为全球结构性改革引领者的期待。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在兼收并蓄中树立创新自信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中国的基础教育常被吐槽为“填鸭式”教学模式和“题海战术”，然而不久前上海举办的一场中英基础教育论坛，却修正了人们对“中式教育”的看法。论坛上，无论是英方教育官员，还是与中国进行了多年深度交流的英国老师，都对上海数学教育不吝溢美之词，称“上海掌握教学模式”的应用有助提升英国数学教育水平。

时事评论观点：   

       英国教育界人士的评价，并非客套话。就在今年7月，英国教育部刚刚决定投入4100万英镑，要求在小学中普及亚洲的数学教学方法。消息传来，让很多人感到振奋：原来在某些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也有着令欧美仰慕的优势。但是，如果我们冷静下来仔细观察的话，这并不意味着在数学等基础教育领域，中式教育“战胜”了英式教育。备受英国教育界关注的“上海掌握教学模式”，其成功之处，得益于在开放融合的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创新。

　　 上海基础教育的创新，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就启动了“二期课改”，率先提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上海开始了均衡教育规划，开展各科课改。在数学教学中，强调重视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构建起更为简明的数学知识结构，鼓励更多有效的师生互动，以及教师对学生个别化的及时指导。专家评价形成了上海数学课堂中的“变式教学”。这当中既有中国传统的“概念式变式教学”，也有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过程性变式教学”，能使学生的数学能力普遍提高，不仅学习效果好的学生优势明显，并且处于低端的比例低、人数少。

　 　以这项改革为代表的基础教育创新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过程中吸收了包括重视个性化教育、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等诸多世界先进教育理念，是教育开放融合的结果。正如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张民选所言，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了很多教学经验，多元智慧、结构生成等理念拓展了教育活动的方式，带来了新的教学风格，正是这种兼容并包所创新出来的一套教学模式，吸引了国际教育界的关注。

　 　在英国，此次积极主动与上海教育界寻求交流合作，也是其教育改革中的兼收并蓄之举，目的是增加教学的多样性。他们一方面坚持自己的互动教学模式，保护学生的独立性和创新思维，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学习上海经验，让学生对知识点掌握得更加扎实。可见，所谓中式教育的逆袭，或是英式教育的反思，其实都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教育没有标准公式，它始终在不断的融合中创新发展，而不是关起大门，固守传统。英国教育界的行动，也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对开放融合的理解。为了确保交流效果，他们还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交流进行评估，很快，参加第一轮项目的48所基地学校中的多数学校，在上海教师到访后有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教育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们从开放融合之中寻找回自信，也从中汲取别人经验，让自身变得更强大。一位参加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的上海教师就深刻感受到，英国教师在锻炼学生形象思维、有趣的教学用具开发、多样的信息化教学方式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而这些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开发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真正从育人的角度进行思考，借鉴他人的长处，走自己的路，我们的教育将会有更多、更好的“质”的提升。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缓和医疗，让告别更从容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当生命走到医疗的尽头，是选择继续与疾病“战斗”，还是接受事实从容地告别？现实中，很多人被迫在医院抢救到最后，还有很多人是被医院“赶”出，在无法言说的苦痛煎熬中离世。

时事评论观点：   

       很多国家把一个人最后几个月的生存时间，定义为生命末期。1967年，英国护士桑德斯给生命末期的病人创办了一处容身之所，专门疗护生命末期病人的“缓和医疗”由此诞生。上世纪70年代，缓和医疗在英国发展成为医学专科。近半个世纪后的中国，老龄人口超过2亿，晚期癌症、老年痴呆、高龄衰弱等慢病已成为死亡主要原因，但人们对缓和医疗仍非常陌生。截至目前，全国仅有146家机构有缓和医疗服务，其中大部分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而由于医保、药品政策不配套，即便开展了也不太顺畅，许多生命末期的病人无处可去。

　 　这与中国医疗体系有关。世卫组织提出的缓和医疗三条原则是：重视生命并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遵从病人意愿，缓和医疗不主张采用令人痛苦的有创救治方法，而是用一些方法解除疼痛和不适，比如用吗啡、心理疏导、音乐疗法、芳香疗法等。如果重症监护室一天费用为1.5万元，那么，采用缓和医疗服务的病人一天费用大约只需要1500元。虽然生命末期病人死亡是确定的，但时间不确定，而且不需要能“盈余”的有创救治，这对于身负死亡率、病床周转率、科室盈亏率等指标考核的医院来说难以接受。推诿生命末期病人，关闭缓和医疗病房，因而成为首选。

　 　医院的不积极与人们对死亡讳莫如深的态度交织在一起，让缓和医疗在中国难以推进。即使是开辟了众多社区舒缓疗护病房的上海，说服人们接受死亡也并不容易。病人家属将这种感觉形容为“像把亲人丢下悬崖一样无力、绝望”。在生命末期，积极救治，延长生命非常重要。但也要看到，看起来高度发达的医学技术，面对死亡，很多时候依然束手无策。有调查显示，除了单纯地延长生命之外，重病患者主要关切还包括避免痛苦、加强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意识清醒、不成为他人的负担，以及实现其生命具有完整性的感觉。此时，技术已无法挽救“坠崖”的生命，不能熨帖“无力、绝望”的家人心灵，更不能实现病人的愿望。这样的情况下，缓和医疗服务就变得格外重要。

　 　在文化相近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有一些很好的经验。亚洲首先采用缓和医疗的是日本，纳入医保后，大部分日本人选择通过缓和医疗步入死亡。台湾也将其纳入全民健保，当医生判断末期病人生命只有6个月时间，就会启动法律程序，病人预立医疗遗嘱，放弃有创抢救，进入安宁疗护阶段，然后音乐治疗师、营养师、临床心理学医师等会介入，彼此配合，使病人得以平静祥和地离去。

　　 在中国，每年有270万癌症患者死亡，他们花掉了毕生70%以上的积蓄，占去了国家20%的卫生总费用。如果提供缓和医疗服务，他们家庭的负担会大大减少，能节省大量优质医疗资源，并能实现少痛、体面而有质量的“尊严死”。对于走向深度老龄化的中国来说，这不仅是医疗体系发展所需，更是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网络时代画好社会治理同心圆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网络时代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方便联接协作的时代。面对复杂多元的网络化社会，公共治理正在迎来巨大的考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员干部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时事评论观点：   

       党的群众工作初心不能变，但具体方式方法应随时代而变。改革开放后，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形势，各地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不断涌现。比如，以北京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为例，北京警方在群防群治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一大批富有时代气息、接地气、覆盖各个年龄层的群众组织迅速建立，极大地增强了首都社会安全。据统计，仅2015年，“朝阳群众”就向公安机关提供警情线索21万多条，共从中破案483起。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交互作用，群众组织中的年轻群体、新阶层群体不断增加，让群众组织更具时代色彩和青春活力。

　 　激发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实现从单向管理转变为交互式治理，使政府与群众共同画好社会治理的同心圆。交互式是互联网络显著的技术特点之一，充分发挥这一功能，一方面可以加快信息发布和沟通，将政府与群众紧密联结起来，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有效治理。北京朝阳警方利用微信群的信息交互功能，建立“朝阳群众”群组，通过互联网将公安分局、属地派出所、辖区安全员、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连通起来。截至2015年底，北京仅“西城大妈”和“丰台劝导队”志愿者就发展到了5万以及7万余人。他们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社区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这些创新极大地推动了党群互动、警民互动和社会互动。

　 　互联网时代，网络新技术的应用，不断创新着社会组织形式，培育着社会公共精神，也推动着社会治理发展。据统计，2015年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为主要业务的民间社会组织增幅显著，目前全国已达到546家。先进的大数据技术提高了政府决策服务能力，也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公共安全治理中来，培育了现代社会弥足可贵的公共精神。实践证明，只有在社会公共精神的引领下，才能激发起社会活力，让社会共治具有不竭动力。

　 　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北京的经验看，人民群众不仅有着较强自身利益的关切，也有着较高的公共参与热望，只要加以引导和规范，就能够焕发出巨大的改革动能和治理效能。顺应网络社会的发展趋势，创造性地运用网络思维走群众路线，必将凝聚民心民意，推进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