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考试制度最早，至少从西汉起，朝廷便用考试的形式选拔和任用官吏。发展到今天，各种考试日趋社会化，已成为社会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大多采用作文考查的方式，不同的文章体类在考试中具有不同的检测功能。自从封建统治者采用“以文取士”的体制后，在各类用作选拔人才的考试文体中，使用最早、频率最高、历久不衰的考试文体当数策、论二体。

       传统的人才选拔制度，主要有察举制和科举制两大类。汉代开始的察举是由中央政府下令并分配名额，地方长官在辖区内按要求物色、选拔人才向上推荐，经过皇帝或臣僚的考核，授以相应的官职。察举考核的形式为对策，即提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关问题，由应试者书面回答。这种对答又有“对策”和“射策”的区分：射策为密封试题，抽签作答；对策为公开提问，当场应对。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选官，但具体途径仍通过孝廉、秀才察举。可见整个两汉魏晋南北朝，对策自始至终是选拔人才唯一的考试文体。

      九品中正制在隋代被废除，代之以分科考试、依据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考试形式仍使用对策。宋代科举制就形式而言总的趋势是“变声律为议论”，策、论二体在科举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明清科举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个阶段，考试形式有所变化，一是八股文的推行，二是试帖诗的增设。但与此同时，明清乡试、会试仍继续试论、试策。

       纵观中国古代的选拔考试，主要有考核对儒家经典记诵、理解能力的帖经、墨义、经义、八股，检测应试者文学才情的诗、赋，还有衡量考生言事论政能力的策、论。前两类在历代考试中都经历了用废变化，惟有策、论延绵不绝，历久不衰，这是与策论自身的内在特征密不可分的。第一，策论考核的内容广泛而具体，囊括了对治国政务的见解、对历史兴衰的臧否和对经典文献的理解。治国政务的理解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人事、文化、日用等诸多方面，而经典则几乎囊括了经史子集诸部。第二，策论与政府选拔人才的根本目的一致。无论是察举制还是科举制，选拔的人才都要是有见识、有能力的治国人才。策论的考核形式正适应了这种需求。历代政府在选拔人才时都重视策论，鲜明地表达了要求考生关注国计民生的导向，而广大考生也在应试策论的过程中，进行了言事论政的预演，培养了相关的能力，这无疑符合官员选拔考试的根本目的。

刘勰曾对对策的写作提出很高的要求：“对策揄扬（极力称赞的意思），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并慨叹：“难已哉，士之为才也!或炼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钦!”通过刘勰的总结和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对策主要的特征和要求：一是从内容上看，要深刻反映政务需要；二是从观点上看，要反映出作者的远见卓识；三是提出的方法要切实可行；四是语言文辞要有表现力。

策论虽然在理论上确实可以反映考生经世济国的见识和应对政务的能力，政府也可从中获得治国方略的借鉴。但是，决论是一种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考试文体，许多应试者想方设法追求应试的技巧，关注文体的形式，而对其内容反而置之不顾，使得策论逐渐流于程式化，而缺少鲜活的内容。当然，这是历来考试文章的通病，现代申论考试大抵如此。

申论考试要求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整理、概括其材料的要点，并针对主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对策，充分利用给定资料，切中主要问题，全面阐明、论述自己的见解。申论论题的范围广泛涉及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领域，旨在考查应试者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申论科目的设计，明显借鉴了古代策论考试的命题意图和具体形式，而与当今一般议论文考试区别开来；当然也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从而更为适应现代公务员选拔的需求。

申论与策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策”的问题是给定的、明确的，无需应答者自己探索。申论的问题是应试者根据材料提炼和总结出来的，从复杂的现象和现实中看出问题，然后扩展论述。它比策论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自发性，主题也具有更大的随机性。

作为选拔性的考试方式，策试和申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刘勰所概括出的有关于策试的特点对于我们认识申论、备考申论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而策论考试所表现出来的弊端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如何避免申论考试重蹈覆辙，走向程式化，是应试考试机关和各类考试参与人员共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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