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时事评论：当上任不用再带“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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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背景：            　           

       认识一位刚从北京调往新疆工作的干部，随着一身行李一并带来的，还有一张塑封的医嘱：“不得饮酒”。7年前，他第一次到新疆工作时，忌惮这里酒风“彪悍”，就用这张“医嘱”挡掉了不少劝酒。没想到，拜“八项规定”所赐，再次回到新疆任职，这张“医嘱”已没了用武之地，到哪里都吃工作餐，没人劝酒了，更不用说今年新疆出台公务接待“禁酒令”，饭桌上已不见酒的踪影。

时事评论观点：   

       诗与酒的因子流淌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酒文化”源远流长。“李白斗酒诗百篇”，“淳于髡以酒谏酒”，三国里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气概，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然而，内涵丰富的酒文化，却往往被简单曲解。饭桌上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让很多领导干部苦不堪言，实干精力被抽掉，身体健康被消耗；前些年有单位甚至将“能喝”当作一种能力，成为选人聘人“潜规则”……不良酒风带动公款吃喝，污染党风政风，成为必须治理的顽症。

　 　4年来，在严格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过程中，“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瓶酒”的现象一去不返，饭桌上“谈项目”“拉关系”的做法没了市场，公款吃喝也就渐渐淡出公职人员的视野。不仅饭桌上的风气变了，老百姓还发现，现在领导干部基层调研都是轻车简从；发言和材料都拣“干货”，邀请群众和专家直言问题和“短板”；新闻报道中领导会议讲话少了，老百姓的民生关切多了；许多以前跑个三四趟才能办完的事，现在一次就能办好……4年前的新规范，悄然变成今天的铁规矩，化为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的基石。

　 　清风正气要想树得起来，歪风邪气就得杀得下去。回首四年，无论是纪检还是媒体，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紧盯“四风”的习惯。拿新疆来说，上上下下都在瞪大眼睛、拉长耳朵发现问题，对“雁过拔毛”“化公为私”等啃食群众获得感、挥霍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的行为“零容忍”。自治区纪委不断压实“两个责任”，专门约谈“四风”问题“零查处”的个别地区纪委主要领导，指出差距，提出要求。动真格、不松劲、传压力，不良作风在持续的“点刹”中渐渐消逝。

　 　优良的党风，不仅是我们党的政治品牌、政治标志，而且懿德茂行，可以励俗。一位新疆网友留言道，以前半个月的工资都得“随份子”，自从加强对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的监督管理后，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和铺张浪费收敛不少，顿时感觉“减负”。可见，干部戒除奢靡，变味的人情消费就开始刹车；官场潜规则不流行，社会上拉关系、找门路的现象也在减少……党员干部通过有形的表率，无形中引导社会风气向好。政治风尚和社会风尚相互激荡，正是新疆各族人民企盼的当代“风俗志”。

　　 一张没用的医嘱，折射出地方党员干部作风新变化，但也必须认识到，广大群众最担心的是问题反弹，最盼望的是保持长效。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四风”的变种依然存在，作风建设需要抓常、抓细、抓长。紧一阵松一阵、进两步退三步，都会功亏一篑，只有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才能不断把八项规定精神落在实处。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守好法治的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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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背景：            　           

       就在第三个“国家宪法日”前夕，公安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相较仅有52条的现行警察法，草案内容大幅增加，达109条。制定于1995年的警察法，在2012年已经修订过一次。时隔4年又提出大修，足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依法治警、从严治警在制度建设上步入快车道。

时事评论观点：   

       执法是法治的重要环节，警察执法效果如何，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法治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司法改革的应有之义。今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文件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如果说司法是法治的殿堂，是在肃穆的法庭上以冷静和理性寻求公平正义，那么站在执法一线的警察则是法治的前哨，通过每一起或大或小的执法案件，代表着法治在“街头巷尾”的形象。相对于居殿堂之高的司法，人民群众对公安执法的感受更深，因为“街头巷尾”才是他们最常与法律相遇的地方。一些人可能从未进过法院，但或多或少都与警察打过交道。所以，警察执法所体现出的“街头法治”形象，实际上更容易影响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感知。

　 　正因为警察执法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此次的警察法草案稿更加强调规范和监督警察的行为，用了1/4篇幅规定了警察在履行职责中的规范。需要看到，近年来，在“警察踩头发事件”等案例中，少数警察因执法不规范引发公众质疑，乃至引发舆论漩涡，给法治形象造成了伤害。草案稿将规范和监督警察职责作为立法宗旨，可以说切中肯綮。执法规范化就是执法的自我约束。这并不意味着削弱执法力量，相反，就像只有最自律的军队才具有最强的战斗力一样，只有执法最规范、最自律的执法队伍，才能提升权威和公信力。具有权威和公信的执法力量，执法时往往事半功倍。

　 　警察自律解决的不止是“乱作为”、滥用权力的问题，也包括如何防止警察不作为的问题。执法自律不是“畏缩执法”，冷静执法更不是“冷眼旁观”，警察“不作为”，和“乱作为”一样会损害自身公信力。因此，草案稿将现行法律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规定的“职权”“义务和纪律”合并为一章，统一规定为“职责与权力”。这种调整体现了警察权力和职责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对于警察来说，权力与职责是一体的。积极行使权力，履行法定职责，就是警察的内在职责。如果只将执法权理解为专断权力，则可能导致任意执法；如果只将执法权理解为义务负担，则可能懈怠执法。权力与职责相统一的警察执法形象，应该是不卑不亢、合理合法、积极规范地处置每一起案件。

　 　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发展经验揭示，规范警察权力，树立“街头法治”形象，是构建法治大厦关键而艰难的一步。在“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我们既要重视一部部里程碑式的立法、一件件突破性的司法案件，借此搭建起中国法治大厦的框架，同时也不可忽视“街头巷尾”的法治“踏脚石”。公正严明的警察执法，是通往法治中国的“关键一公里”。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以现代治理敦风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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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背景：            　           

       古人讲，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人文风俗无论好坏，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群众喜欢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对推进社会治理和文明现代化而言，移风易俗无疑是重要的一环。日前，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时事评论观点：   

       中国长期是一个人情礼法社会，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养老送终等民风习俗，看上去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仪式和习惯，却对百姓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也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根植于传统农业社会的那些风俗，并未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自然升级，而是作为一股习惯力量发挥着复杂的作用，亟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治理文化予以重塑。

 　　人文风俗背后，一般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在支撑，但更重要的是，它经历了一个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因此，移风易俗，要以正确、健康的价值观去打败错误、低俗的价值观，但这个过程必须以人民群众认可的方式去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把握好这一对关系，移风易俗才不至于变成一厢情愿。

　 　比如，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婚丧嫁娶讲排场、比阔气的风气，在一些地方又有所抬头：生子、当兵、升学等，都要大操大办；结婚彩礼要“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以及50元钞票若干）、要“一动不动”（一辆汽车一套房）等，讲究越来越多。这种物质生活丰盈之后带来的不良风气回潮，其实是因为新时代的生活规范尚未形成，被旧有的恶风陋俗钻了空子。许多群众也苦不堪言，只不过囿于传统习俗和人情世故，难以挣脱。像这样早已与时代脱节，变了味、走了样的习俗，以及一些迷信化、低俗化的风气，既不符合现代文明，也并非人们内心真正的向往，就应该以更坚决的态度反对，而不能被“纸老虎”吓住。

　 　当然，这不等于一简了之、一禁了之，而是以可行的新风俗取而代之。比如近年来，山东大力推进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在农村普遍建立红白理事会，取缔“二次装棺”、庸俗表演和吹鼓手，一些吹鼓手转而加入或组织庄户剧团，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去了。有的农民说，过去一家有喜事，全村忙活，表面风光、内心叫苦；现在随礼不坐席，随礼最多50元。个别村坚持“一元礼”，更是带了个好头。一位基层干部说，一开始感觉千百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改变起来很难，但只要有人领头顶住闲言碎语，群众的支持度超出了基层干部的想象，说明匹配现代生活方式的习俗文明乃是人心所向。

　 　社会治理一定程度上是人心治理，制度对人产生刚性约束，文化调适人的心灵和精神。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移风易俗应与基层治理、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从构建新的文化环境的角度在更高层次上予以考虑。只有构建一个更健康、更文明、更现代的文化环境，才能树立健康的价值观，抵御低俗之风，让人民群众在良风善俗中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法律应是人性的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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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背景：            　           

       沸沸扬扬的“罗尔事件”，几经反转之后，当事者将部分微信用户赠予款原路退回至用户零钱包，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一部分人继续深挖罗尔的各种历史，吐槽他的求助资格乃至人品；还有一部分人在收到退款之后，再找到罗尔的另一篇文章，重新打赏给笑笑，很快上限又满了。

时事评论观点：   

       很难评判哪一种做法是对的，因为人们接受的是不同的“真相”，而且都有道德上的正确依据。有时候，我们的道德观念具有复杂的内涵，这一方面能够让各种不道德都及时遭受谴责，另一方面则是导致做好事的人要尽量高尚，被帮助的人必须很无辜，这客观上抬高了道德行为的成本，让人们的汹涌爱心潮水无法安静地引向需要的地方。

　 　除了针对道德话题的激烈争论，舆论中自然地出现了要求法律出面来管，要求法律跟上时代变化的呼声。“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句名言人人皆知，但在包括“罗尔事件”在内的不少案例，都是在道德进退维谷之后，才想起来用法律来找底线，而不是先用法律定好空间，剩下的事情交给道德。很多人在国外都填过各种资格申请表，“你是否吸过毒”“你是否有酗酒史”……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这种预设的条件，是获得相对信任的前提。而且一旦出事后发现有隐瞒，法律就可以严厉地出面解决。

　 　法律确实具有滞后性，但是也有强大的确定性。“罗尔事件”发生后，很多法学专家提供了细致的分析，从慈善法对个人募捐和个人求助的区分，到民法、合同法、刑法对欺诈的定义和处置，可以说，现行的法律其实是够用的，只是我们没有主动加以运用。很多不够规范的个人求助，之所以最后引发了社会信任的阵痛，根本上是因为没有发挥法律的社会行为疫苗作用，没有把“丑话说在头里”，最后还是依靠道德的免疫作用在痛苦地自愈。

　 　发起求助的个人、发布求助的平台，都是有法律责任的。特别是相关平台，作为相对更有能力、更有义务的相关方，应该主动地去适应新法新规的精神。实际上，在慈善法开始实施的9月，国家四个部门还曾推出《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明文规定个人为了解决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难，在各种平台上发布求助信息时，平台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各类平台如今都在争抢注意力、使用习惯、用户黏性，对内容提供倾向于从宽。然而，如今公众其实更需要可以简单核实和信任的内容，从而可以傻傻地去爱。即使一时做不到，也可以像《管理办法》所要求的，对信息风险进行必要的提示。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平台下一步的发展未来。同样，对于各级治理者来说，以传播平台、社会组织为重点，把现有的法律充分用好，也是需要跟上的课题。

　　 我们还是要对自己的道德水平有信心，更应该了解自己的法治进步。电影《烈日灼心》中，警察伊谷春说过：我很喜欢法律。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给道德与法律一个清晰的边界，让法律的归法律，让道德的归道德，很多事情就没那么复杂。当法律分解掉不必要的社会协作成本，道德自会去洗刷人们的内心。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让健康保护伞“密不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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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在北京各大三甲医院门口，出现了代开医疗发票的票贩子。提供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不看病也能在一天内做出全套假材料。让人吃惊的是，这些报销材料以假乱真，一些监管机构都无法发现其中的破绽。

时事评论观点：   

       近年来，医保骗保屡见不鲜，不乏因此获刑者：陕西省安塞县4个尿毒症家庭的成员，因无力承担巨额治疗费用，铤而走险，购买假发票骗取住院费用补助共计43万元，6人被判处3年至5年5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被称为“最凄美北京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廖某，为了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涉嫌伪造医院收费单据，骗取北京医院医疗费17.2万余元……

　 　无论是“走投无路”的骗保，还是恶意的套现，都或多或少暴露出医保监管的漏洞。新医改实施以来，我国全民医保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为所有人撑起了健康“保护伞”。去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百分比为6.0%，人均卫生总费用2952元。过快的医疗消费水平上涨，既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也给医保基金的收支平衡带来很大压力。不少地区医保当期收不抵支，累计结余出现赤字。与此同时，去年全国医疗卫生总诊疗人次77亿人次，入院人数2.1亿人。如此海量医保数据，只靠人工全程监管，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异地医保骗保容易得逞，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医保监管缺乏统一的平台。我国医疗保险实行属地化管理原则，各自为政，有点像信息的“孤岛”。要让每一笔医疗消费都可查询可追溯，需要拆掉全国医保的围墙，打通省内结算的渠道，让异地医保互联互通。为此，今年出台的《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异地就医联网结报实施方案》要求，在完善国家和省级平台基础上，加快建立全国新农合异地就医信息系统，使其具备转诊、结算等管理功能。织密健康“安全网”，杜绝有限的医保资金跑、冒、滴、漏，需要借助互联网实现精细化管理，构筑统一高效的监管之网，从源头上堵住监管漏洞。

　 　医保报销的公开透明程序，还有待结算流程的变革。医保报销结算是患者先垫付后结算，出院结算时要支付全部费用，然后由经办机构审核票据来报销。《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异地就医联网结报实施方案》规定，患者异地看病只支付自付金额，其他结算资金由医疗机构结算处理。如此变革，患者不用垫付医疗费用，不用去报销费用，由外部结算改为内部结算，不只是减轻看病负担，重要的是让医保资金封闭运行，从制度上压缩骗保玩猫儿腻的空间。

　 　在今年健康时报社举办的一次活动中，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王晓飞说了一番令人深思的话：他每天门诊要接待20多个患者，其中1/3是看完片子等着医生说“没事儿，回家吧”；1/3是在省市级医院就能够治疗，不需要来北京的；最后1/3才是应该来的。当前许多异地医保骗保，钻的都是大家爱上“大医院”的空子。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补齐基层医务人员水平的短板，不仅可以让患者在家门口方便地看病，对堵塞异地医保漏洞更有釜底抽薪之效。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用好改革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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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深化改革走过3个年头，马不停蹄驶上新的征程，各项改革应该如何推进？在日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总结谋划好改革工作，对做好明年和今后改革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明年改革工作要抓紧谋划，配合好党的十九大召开这个大局。在继往开来的时间节点，改革蓝图向未来不断延伸。

时事评论观点：   

       过去3年，中央深改组30次会议保持“每月一会”的基本频率，共审议通过198个文件……这些数字，记录着全面深化改革矢志不移的方向、蹄疾步稳的节奏和踏石留印的力度。既有总体谋划，也有具体举措，既能直面问题，也要落实责任，全面深化改革正势不可挡又扎实有序地抵达既定目标。

　 　按照总体安排，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行至中期，而3年来的坚实足迹，也汇聚成一幅清晰的改革路线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抓住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以司法体制改革等为突破口，推动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取得新成效；以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为着力点，撬动重大政治改革的大格局；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抓手，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3年来，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展示出动真碰硬的决心、统筹兼顾的智慧，有力回应了外界对改革的质疑，进一步坚定亿万人民的期待和信心，深化改革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最强劲动力，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精神图腾。

　 　从聂树斌案改判展示的司法正义，到全面从严治党重新塑造的政治生态，再到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跑赢”GDP增速所彰显的发展转型，全面深化改革3年来的成效有目共睹。而在这些具体绩效之外，全面深化改革的更大成就，在于逐步完成“头3年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3年”这一战略任务。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领域标志性、支柱性改革任务基本上已经推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框架正在逐步确立。这就好比用3年时间搭建起改革的“操作系统”，为具体的改革软件运行提供了整体性平台。而主体框架和顶层设计的完善，也将提升改革的整体性与协同性，降低改革阻力和成本，为今后的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如果说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3年更多是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那么将来的改革将会在主体框架的基础上更加精细化、具体化，而改革能力就体现在前后接续、持之以恒中。这也是为什么2017年的改革如此值得期待。面对“黑天鹅”满天飞的国际形势，面对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唯有在主体框架内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这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既兼顾全面又突出重点，既整体推进又有优先顺序，在各个领域取得改革新成效。

　　 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正因此，这次深改组会议再次强调，“要投入更多力量狠抓落实，健全各部门各地区改革督察机制”。这就需要坚持改革推进到哪里，落实主体责任就要推进到哪里，坚决防止“改革空转”。而这次深改组会议召开之时，恰逢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这位改革先锋的一句话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准许改革不成功，但不准许不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锐意改革、攻坚克难的政治担当。今天的改革者，也应该有这样敢闯敢试的决心和勇气。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让志愿服务激发向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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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的义务讲解员们，今后将迎来更多的同行者。在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到来之际，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7部门印发《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意见》，就深入推进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学雷锋志愿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意见》的出台，对其他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与指导意义。

时事评论观点：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特征的场所。志愿者们通过热情和知识，通过讲解导览，可以在观众和展品之间搭建起一座精神桥梁，让收藏在深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有位在中华世纪坛担任义务讲解员的退休老人说，一些从海外归来的参观者，在聆听讲解的过程中常常感动得两眼泪花。对他们来说，那些文物代表着中国，代表着绵延不断、灿若星汉的中国文化，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会油然而生一股充沛的爱国主义情感。也正是基于这种文化情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公共文化设施担当志愿者，其中有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也有西装革履的白领；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在贡献知识、服务社会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成就和满足。

　　 包括文化志愿者在内的众多志愿服务活动，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某种程度上，这一无偿的公益性活动，代表着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是奉献精神、利他主义的体现。在中国，这一群体近年来正在悄然壮大。据统计，截至去年底，中国的注册志愿者已经过亿。加上数量庞大的未注册志愿者，志愿者的总体数量已经蔚为可观。无论是救灾抢险还是扶弱助残，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环境保护、社区建设，在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可以说，志愿者精神是让社会产生凝聚力的有机力量，是抵御冷漠风气、抵抗“文明孤岛”的友爱之光。弘扬和鼓励志愿者精神，也因此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

　 　需要看到，让志愿者精神持续闪光，不能仅靠人们自发的善念和善举，而应该依靠各方合力和制度保障。这也是此次《意见》和此前志愿服务条例的重要出发点。志愿者的确不图物质回报，但他人的认可、社会的归属感或许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不仅让志愿者感到光荣，更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比如，有些地方为志愿者提供安全、医疗、交通、通信等保障，并开展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还有些地方加强对志愿者行为的认定、鼓励和支持，让志愿者获得更多认同感，等等。总而言之，志愿服务活动不是一次的热心、一时的热闹，只有以制度化的组织、规范化的管理、科学化的运作护航，才能行稳致远。

　　 如果说文化场所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那么整个志愿服务事业，则属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补充。发挥好、涵养好志愿者精神，才能使这份友爱之光照亮周遭，让人们在感受到志愿者服务的同时，激发整个社会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以人文教育涵养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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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背景：            　           

       培养大国工匠，源头在一流的工程教育。如今，工科人才的培养，不止一次听到“局中人”直呼“两难”：一头是工科学生的“难”，难在专业“窄化”、生活“宅化”。学生抱怨课程多、实验多，疲于应付眼前连绵不绝的苟且，无暇诗和远方，更难涵养精益求精、沉潜专注的匠心。另一头是工程单位的“难”，慨叹工程领军后备人才短缺，特别是素养好、领悟力强、科学与基础理论修养扎实、系统视野开阔、能驾驭宏大复杂工程的“将才”，更是难求。

时事评论观点：   

       为何会出现这供需的“两难”？窃以为是因为工科人才培养的人文土壤、人文养分还不够，重视了学生掌握技术和工具的“硬知识”，少了些关注学生人格精神全面成长的“软学养”。

　　人文教育，以塑造完整健全的“人”而非单向度、工具化的“匠”为出发点，涵育的是人对价值道德的终极关怀，对做事的完美追求，是心灵的沉潜宁静，这和工匠精神是无比契合的。因此，工科人才的培养，切不可少了人文教育这一环，还需以人文教育铸匠魂、育匠心、造匠韵。

　 　一流的大国工匠，需要把科技创造同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应当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关切环境、关怀生命的责任心。人文教育中，历史文化、哲学伦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的交汇融通，造就其博约相济、以文化人的特点，让学生涵育健全人格，谙悉工程伦理，明了历史环境，树立高远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早年间，钱三强先生立志立德，正是得益于人文教育。他中学时代即就读于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孔德学校，接受德智体美的全人教育，名字也由“钱秉穹”改为“钱三强”，意为德智体都强。后来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在未来中国蓝图的吸引下，钱三强决心学工科，以实际行动报国，自此一生未改初心。

　 　一流的大国工匠，不仅要培育专注技艺、追求卓越之心，更重要的是涵养赋予产品生命和内涵、在技术中融入巧思和灵魂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力、审美品位也是不可小视的创造力，不少蜚声世界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都曾得益于文学和艺术的滋养，对生命有了更高层次的体认，也让工程技术有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久远价值。目前，不少国货正从粗憨、实用阶段转向追求精细、美感的阶段，对工程人才的工艺审美素质要求更高。人文教育恰恰可以打破专业壁垒，将人的思考和生命力融入工程技术，赋予中国制造更大的价值。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质造”乃至“中国智造”的转折点。将人文教育的土壤培得更厚、渠道拓得更宽、内涵挖得更深，才能以世界一流的工程教育为国家的转型发展输送更多一流的“大国工匠”。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中等收入标准需要精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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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背景：            　           

       不久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不断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各地正陆续出台相关办法，落实这一要求。

时事评论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这说明，“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是衡量是否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指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等收入群体应是社会主流人群。为此，“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纳入了“十三五”规划纲要。

　 　不过，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中等收入者的概念界定，还未形成明确说法，中等收入者的具体划分方法也存在许多争论。由于缺乏对这一群体的明确定义和测定方法，无法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量化目标和具体化的政策方案，不利于这一目标的顺利达成。

　 　在制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时，可以借鉴国外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定方法。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词汇，已经频繁地出现于国际组织和知名智库的研究报告中，同时一些讨论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学术著作也采用了这一概念。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方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绝对标准模式，另一种是相对标准模式。绝对标准模式是基于维持相应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多少，来设定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其中被广泛采用的绝对标准模式以世界银行贫困线（日人均收入1.9美元）为参照系，提出日人均收入介于10至50美元或10至100美元的人为中等收入者。相对标准模式通常是根据收入分布的中位数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收入中位数的50%或75%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收入中位数的1.5倍或2倍为上限。

　 　这两种测量模式，主要目的不同，适用范围也不同。绝对标准模式主要反映的是达到一定生活水平（或收入水平）的人数及比例的增长趋势，比较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相对标准模式是测量收入处于中间位置的人数比例增减情况，主要反映的是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比较适用于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比如经济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80%以上的人口是低收入的农民，基尼系数很低，按相对标准模式划分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较大，但收入却并不多。简而言之，绝对标准模式更适合成长型社会——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达到较好生活水平；相对标准模式更适合改进型社会——多数人已到达较好生活水平但追求更公平均等的社会。

　 　我国在3年前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既要使越来越多的人脱贫致富，又要追求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绝对标准模式和相对标准模式的中等收入群体测量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之下，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同一群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政策目标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个群体，或者如何使两者达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让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因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而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湖南岳阳楼，最近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据报道，岳阳市政府正与外地投资者洽谈转让岳阳楼的经营权用于旅游开发。在不少人看来，岳阳市政府此举无疑是“崽卖爷田”，不但可能导致岳阳楼在商业开发中受损，还可能伤害岳阳市民的情感。

时事评论观点：   

       类似的忧虑的确值得认真考虑。毕竟资本以逐利为目标，把岳阳楼这样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营权拿出来进行旅游开发，确实可能让文物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文物不能只保护而不利用。文物一旦破坏就无法恢复，这决定了必须以保护为第一目标，开发利用永远要服从于保护而居于次要地位。但这不等于文物绝对不能或不应开发利用。事实上，保护与利用并非水火不容，利用得好有助于保护，保护得好也会促进利用，二者完全可以彼此助益，形成正循环。就岳阳楼而言，目前经营权转让“暂缓决策”，正是为了在充分听取民意、广泛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对风险做充分预估、对保护方案做科学论证，特别是对权责做清晰划分。只要安排到位，岳阳楼不但可以继续成为人们发思古之幽情的天下名楼，更可以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一大助力。

　 　当前，我国文物工作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文物资源数量的激增与保护能力的不足并存。简单说，好东西太多了，不加快开发利用的步伐，很多文物就难以得到妥善有效的保护。近年来，我国登记在册的文物资源总量就翻了一倍，其中不可移动文物从40多万处增长到76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352处增长到4296处，馆藏文物从2000多万件增长到4000余万件。文物资源的增多意味着保护压力和保护成本的相应增加。“十二五”期间，为了保护文物，国家花了1400多亿元。即使这样，还有大批文物处于无监管、无保护的状态。近来，山西等地接连发生文物被盗案件，许多文物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而被盗贼轻易得手的。同时，仅仅强调保护而不搞利用开发，许多文物就将因投入不足而难以展出，最终只能沉睡在各地文物局、考古队的库房里。在东北某省的一个地级市，因缺乏开发资金，有两万多件文物只能在仓库里“睡大觉”。“守着金山要饭吃”是许多文物资源富集地区的写照。

   　也许人们会问：既然这样，政府为何不加大投入？但问题是，文物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是经济实力不够强的地区，比如中国地上文物最丰富的是山西省、地下文物最丰富的是陕西省，要让当地政府拿出大笔资金把所有文物都严格保护起来，不够现实。不仅中国如此，埃及这样的文物资源大国，也因为资金困难，除少数知名文物搞了旅游开发外，大量文物不是处于风吹日晒之下，就是堆在库房里落灰。相反，法国、意大利两国丰富的文物资源大都转变成旅游资源，每年吸引数千万游客，带来上千亿欧元的收入，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因此受益。

　　 文物保护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而应该“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人民在亲眼欣赏和亲身游历中感知灿烂历史、认同文化传统。不能看见商业开发就一味地反对，“一棍子打死”，而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鼓励合理利用、有序开发。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刀刃向内”，打造干净的纪检队伍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都在问，纪委监督别人，谁来监督纪委？在日前的部分省（区）纪委书记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态度鲜明地强调，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纪委要以身作则，把监督执纪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时事评论观点：   

       对纪检干部来说，本身是去监督别人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人敢去“得罪”他们，更不敢去监督，难免会产生“灯下黑”现象。湖南省常德市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彭晋镛在被查处后就坦承：“自己是搞纪检监督工作的，又是市纪委的一把手，没有人敢于监督我。”身边人想说不敢说，有意见不敢提，加上少数人素质不高，为了“图表现”，从来不说“不”字，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直到受到组织的查处，才让情况和问题暴露出来。

　 　世界上没有谁天然就具有免疫力，纪检干部手中握有监督执纪的权力，如果不得到有效制约，这种权力一样可能会被滥用。从1995年开始担任湖南郴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的曾锦春，掌控当地纪检系统11年，借“双规”等名义，从一些“不听话”的干部、私营企业主身上敛财达8000万元之多；金道铭曾长期在中央纪委工作，在担任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等职务时，却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在煤矿资源整合、职务晋升、纪检调查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亿余元；中央纪委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在调查山西交通窝案时曾试图“捞人”，也是典型的滥用职务权力行为。

　 　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防止“灯下黑”，严肃处理以案谋私、串通包庇、跑风漏气等突出问题，清理好门户，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2014年3月，中央纪委成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加强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执纪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共处理38人，其中立案查处17人、组织调整21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处分7200余人、谈话函询4500余人次、组织处理2100余人。这些数字充分体现了中央纪委坚决落实党中央要求，强化自我监督的决心和魄力。

　 　“刀刃向内”，不仅要查处少数害群之马，还要通过创新组织制度强化自我监督，让广大纪检干部意识到“有权不可任性”，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氛围。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三十四条明确要求，“加强对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发现纪律检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纪律问题的，必须严肃处理”。目前，中央纪委正在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以监督执纪工作流程为主线，查找各环节的风险点，明确请示报告、线索处置、审查审理、涉案款物管理工作规程，建立审查过程录音录像、打听案情和说情干预登记备案等制度，不断健全内控机制，把监督执纪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规范权力运行，仅靠自我监督是不够的。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在就《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答记者问时表示，要坚持开门搞监督，增加工作透明度，去除神秘化，主动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畅通监督渠道，发挥新媒体、新技术作用，释放群众和媒体监督正能量，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对相关渠道反映的纪检干部问题，认真调查核实，不护短、不遮丑，是纪检机关权力受到严格约束的保障。在互联网时代，任何滥用公权的行为都可能随时被暴露在聚光灯下。公开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我们期待着各级纪检机关把“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的理念体现在监督执纪问责的全过程，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贡献国际反腐的中国力量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12月9日是“国际反腐日”。近年来，中国的反腐行动通过国际合作等形式，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当今世界“现象级”的政治实践。站在全球腐败治理的视角，推动反腐国际合作，需要积极建构中国反腐国际合作话语体系，让中国主张的国际反腐新秩序，为全球腐败治理做出贡献。

时事评论观点：   

       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谈及国际反腐败合作、海外追逃追赃等话题，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腐的坚定决心。今年11月，在我国反腐国际合作实施机构着力构建的国际追逃追赃网络有效震慑下，名列“红色通缉令”之首的杨秀珠，在外逃13年零7个月、辗转6个国家之后，最终选择投案自首；截至2016年9月，“天网行动”捕获外逃人员2210人……这些成绩和数据，雄辩地彰显出我国在构建国际反腐合作新格局中的特殊影响力。

　 　事实上，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生效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协调世界主要反腐参与方，力促对腐败本质、蔓延侵害、协同治理形成基本共识，构建国际反腐合作网络，消弭反腐合作中的各种分歧和制度差异、地缘政治争端，从而基于共同遏制和全球治理的目标共识，取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2016年G20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的一致通过、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的成功设立、《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的切实制定，以及此前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北京反腐宣言》的共同发布、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中国的落户，无不体现了国际反腐参与方与中国进行制度协作的共同愿望。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全球腐败治理中的影响越大，各方对中国的期待也越高。尤其是中国对全球腐败治理的深入参与，让一些境外观察者在赞赏之余，也产生了一些误解误读，比如认为中国参与全球腐败治理的目标图景并不明确，甚至基于意识形态偏见，认为中国反腐因自身政治特点会陷入“政治反腐”或“运动反腐”，等等。对此，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回应质疑，打消掉那些用“纸牌屋”打量中国的目光。与此同时，也需要从全球视野提炼中国风格的反腐话语体系、参与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

　 　中国推动国际反腐新秩序，是立足于中国腐败治理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将其作为参与国际反腐合作的主张加以彰显。通过国际话语平台建设，将廉洁中国建设的目标讲清楚，既能赢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也使得中国参与全球腐败治理具有更广阔的方向意识。而中国主张的国际反腐新秩序，当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基础法律文件和国际法依据，倡导在政治上立定规则、相互尊重，确保各参与方作为平等成员参照基本国情和治理现实，独立自主地制定适合本国的腐败治理战略，避免构筑意识形态限制；在安全上要创设平台、促进信任，力促以对话和合作解决反腐理念分歧，避免架设制度障碍；在文化上要寻求共识、加强理解，提倡以相互借鉴为导向，避免文化形态歧视或文化传统冲突；在经济上应协同支持、相互支持，协力推进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协同规则建立，保障参与方合理的利益追回和利益补偿。

　 　“勠力同心，以治天下”。中国倡导的国际反腐新秩序正是以求同存异、凝聚共识为原则，以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维护建设廉洁国家的坚定立场。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重塑医患和谐的“医疗大同”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但在现实中，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往往造成激烈的矛盾。不久前，山西一位女医生遭患者家属持刀袭击，原因竟是行凶者认为，医生未按照百度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信任破裂的副作用很大。有调查显示，广东省七成以上医生不愿意子女从医，而全国儿科医生20万缺口，正是因为儿科工作“累、穷、险”。医生越来越少、排队时间越来越长、家属脾气越来越大、医生压力越来越大、辞职人数越来越多，医患关系就此陷入恶性循环。

时事评论观点：   

       “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共建共享要求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统筹社会、行业和个人三个层面，形成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强大合力。同样，医患关系的重塑需要供给方担负起责任，也对需求方的主动配合提出了明确要求。

　 　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在医学界广为流传，“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医生不是万能的，医生是充满“遗憾”的职业，医疗越来越发达，但未知仍不少。遗憾的是，这没能上升为共识。不少人错误地认为，治愈疾病是理所应当的，治不好就一定是事故。因此，重塑和谐医患关系的第一步，就是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普及医疗卫生常识。同时，法制教育也不能缺位。不少患者把“医闹”视作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途径，无知无畏，却不知“医闹”中的极端情形已经入刑了。

 　　矛刺盾挡，方成矛盾。医患关系有些走样，一些医生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医生的职责当然是尽量治愈，但也需要对患者提供帮助、给予安慰。不知何时起，“流水线”门诊多了，帮助、安慰少了。人文关怀是医术之外的医道。只有不断加强医学人文教育，培养医生的共情心，能看“病”更能医“人”，能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才能赢得患者的理解。

　 　医患矛盾的冰释，也需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有力推进。医生回归治病救人的本位，离不开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改革。医生知识劳动价值提高了、阳光收入增加了、医生的腰杆会更直。与此同时，降低药品与耗材价格、优化医保支付制度、推进有效成本管理，才能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只有通过不断地深化医改，创造出一个患者满意、医生舒心的医疗环境，和谐医患关系才有制度性的保障。

　　 而要减少门诊前的纠纷，更不能少了“法治门诊”。医疗虽然是一种个体差异巨大的领域，但通过立法相对清晰地界定各方权利与义务，以制度性、强制性和保障性的法律保护各方利益不受侵害，无疑有利于维持良好的医疗卫生秩序。对医患关系进行引导和梳理，需要建立一套结构完备、指向明确、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卫生法体系，帮助医生和患者排除影响合作的因素，共同为治疗扫清体制机制性障碍。

2016年12月时事评论：莫把中药当成一把草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时事评论背景：            　           

       12月6日，我国首次发布《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介绍中医药发展有关情况。在新闻发布会上，中药材价格暴涨成为关注焦点。诚如发布会上所说，“中药材价格的上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显示，三七产地价格今年年初约为200元/千克，涨至400元/千克，涨幅达100%；五味子由53元/千克涨至140元/千克，涨幅达164%。

时事评论观点：   

       某种程度上，中药材价格普涨，不单是供需关系惹的“祸”，而且是对过去价格“虚低”的补偿性上涨。2013年以来，中药材价格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作为一种特殊的农产品，在价格普涨的大环境下，中药材应声上涨是正常的市场调节。但不容忽视的是非理性上涨，尤其是价格的大起大落。一边是“药你苦”，药贱伤农，药农没法种；一边是“药你命”，贵得离谱，患者吃不起。

　 　中药材价格近年来上演“过山车”行情，暴露出价格监管的缺失。尽管中药材被当作“庄稼”来种，但没当庄稼管。特别是流通环节，处于农业、药监、物价“三不管”地带，缺乏职能部门有效监管。不少中间商从药农手中低价收购，囤积居奇，当市场紧俏时，再高价抛售，哄抬药价从中渔利，坑害了药农的利益，加重了患者看病负担，还挖了医保的墙脚。

　 　如此价格乱象，亟待建立中药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人们常说：“药材好，药才好。”但目前的评价标准唯有效成分是举，这只能评价真伪，却无法评判优劣，容易导致“劣币驱除良币”。中药最讲道地性，同样的药材品种，生长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气候环境下，其效果可能完全不同。以“浙八味”中的麦冬为例，三年一采、产量低，价格高、疗效好，可市场并不买账，不如其他产地疗效差价格低的麦冬好卖，结果是浙江种植的药农越来越少。坚持质量优先、道地栽培、价格合理，中药材价格形成机制回归到优质优价之路。与此同时，要推进全国中药材信息平台建设，避免“药种多了就是草”的全民种药的盲目性。

　 　中医药素以简、便、验、廉而著称。好多人依然把中药当成一把草，认为不该卖那么贵。其实，中药材保护和发展仍然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土地资源减少、生态环境恶化，部分野生中药材资源流失、枯竭，中药材供应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药材资源紧缺濒危，贱卖中药提取物是重要原因。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2年起，植物提取物出口额保持20%以上的增长。2015年提取物出口额21.63亿美元，植物提取物已经超过中药出口额的一半。

　 　中药可能毁于药，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把药贱卖成草的做法，付出的是物种灭绝、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被列入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药用植物已达168种。长此以往，中医药的发展可能陷入“无药可医”的绝境。《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提出，中药材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中药材资源保护，不能再走低附加值、高消耗的老路。

　　 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历史性机遇。中药材价格回归理性，确保优质优价，让老百姓吃上安全的放心药，还需要政府从产业政策上给予扶持，加快中药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坚持以发展促保护、以保护谋发展，依靠科技支撑，才能实现中药产业快速发展。